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

　　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在答《学习日报》记者问时，有这样一段精彩讲话：法律在国际上通行的是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是以公权力为核心的法，私法是以私权利为核心的法。法律恐怕就像一根绳子一样，一端系的是“权力”，一端系的是“权利”。它一方面要解决公权力的问题，一方面要解决保护私权利的问题。因为在一个社会里面，国家的权力和社会的利益总是非常紧密地揉合在一起的。⑿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

　　那么，如何用法治来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呢？本人以为当前应当着力抓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建设政治文明，就必须倡导法治反对人治。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走过的曲折发展里程，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和国家出现的种种严重失误，都同“一人说了算”，国家缺乏可靠的法治保障机制有关。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从1956年上半年到1957年夏天，我们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各方面的积极成果。这些成果主要表现为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正确决策和正确的指导思想。例如，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就在实际上把经济建设当成了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再例如，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党的八大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充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以及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制定了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同时，还提出了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双百”方针，等等。

　　但是，可悲的是党的八大提出的这些正确方针、政策和主张之后，没有以法律的形式作以保障，缺乏客观的有效的法治载体，因而，很快被人为地任意界定或解释其含义，使其名存实亡，特别是党内缺乏民主，“一人说了算”的人治现象严重，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使国家和人民蒙受了十年灾难。

　　因此，倡导法治，反对人治，坚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客观需要。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要依法控制和规范国家权力的运作，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强化社会主义法治，防止“人治”的必然选择。因为，权力一旦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超越于法律制约，就必然导致专断和腐败。

　　第二，要建设政治文明，就必须坚持依法制约权力，保障权利，警惕国家各级领导人变成特殊阶层。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刘少奇同志在分析了匈牙利事件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要警惕国家领导人变成特殊阶层，变成新贵族。毛泽东同志也语重心长地说：“要特别警惕十七级以上干部的变化”。⒀

　　不幸的是，我们党和国家尽管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努力，但这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令人担忧。

　　改革开放，使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心扉。新鲜空气和苍蝇蚊子一起涌入国门。一些人利欲熏心，不能自持。他们因贪欲膨胀而丧失党性、国格和人格，贪权、贪财、贪名、贪色、贪赃枉法。其中收受贿赂者有之，巧取豪夺者有之，卖官鬻爵者有之，执法犯法者有之，草菅人命者有之，沉湎酒色者有之，渎职作假者有之，想过把瘾就死者有之。有些腐败分子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发展成为了“用权换钱，用钱买权”的掌权术，“一切向钱看”成了他们“奋斗”的“目标”，勤“捞”致富成了他们“革命”的准则。于是贪官污吏们导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丑剧。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从全国来看，1979年立案数仅为703件，到了1982年上升到2.95万件，1986年又上升到4.96万件，1989年升到5.89万件。到了90年代初，每年则以6位数剧增，从1993年至1997年的5年间，全国各级纪检机关共立案73.1万多件，结案67万多件，处分66.93万多人，其中县处级干部2万余人，地厅级干部1670余人，省部级领导178人，为国家换回经济损失259亿多元。⒁

　　据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的统计，每年因政治体制的弊端造成的腐败，导致的经济损失有8000～12000亿元人民币。⒂腐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是非常之大的，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历代王朝的覆灭都是同腐败分不开的。”有位香港人士评论说：“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毁掉中国大陆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话，那就是腐败。”⒃

　　以上这林林总总的腐败现象，其实质都是权力滥用，即权力腐败。权力腐败问题根治的根本途径，唯有法治，舍此别无良策。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的要求，改革现行的行政执法体制。在我国，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和全部的行政法规、规章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推进依法治国，关键是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和制约，坚持和实行依法行政。

　　我国现行的行政执法体制分析起来，存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严重弊端：其一是行政执法权横向配置不合理，执法权过于分散，造成行政执法机构过多、过散、过滥，“大盖帽”满天飞。据统计，有的直辖市执法队伍就有142支，某省会市就有207支，多数市级执法队伍都在100支左右。⒄职能交叉、互相扯皮，争夺利益，瓜分“地盘”。二是执法权趋利化。许多行政执法部门，把法律赋予的权力，当成了谋取“私利”，中饱私囊的手段，造成执法行为与执法要求的严重背离，成为执法腐败的一个重要的体制原因。其三是执法权缺乏必要的制约，不少执法机关自己设定权力，自己制定规矩，自己执行，使权力失控，以权谋私，为非作歹，肆意侵害公民的私权利；其四是执法成本高，效率低，导致国家财政支出过大，纳税人不堪重负。据有关媒体报道，西部某省的一个国家贫困县的乡镇政府就有80多名“吃皇粮”的国家公职人员。这一些人整天的工作就是向老百姓“催粮催款”，“吹胡子瞪眼”。

　　因此，必须依照法治的精神，下大力改革我国的行政执法体制。首先，行政执法权应相对集中，大大压缩行政执法部门，建立高效的“小政府”；其次，要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的制约监督机制，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实行执法依据和执法程序公开；再次，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减少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最后，要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管理，严格奖惩制度。

　　第三，要实现政治文明，就必须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以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文明从法理学角度上的直接表意就是正义和公正。因为，只有真善美的事物，才是文明的事物，而真善美的必然是合乎潮流的，是正义的、公平的。而司法的永恒主题就是公平与正义。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有许多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的问题，由此带来的是人们对法律权威信赖度的下降，而法律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司法机关的权威来体现的，而司法机关的权威依赖于司法公正。要实现司法公正，就必须根据司法权的性质和特点，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目前我国宪法和法律虽然对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作了规定，但是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并未完全落实，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相应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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