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能。1998年3月6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到1998年底，国务院机构改革按预定计划全部完成。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来的40个减少到29个，各部门的内设机构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精简，仅司局级机构就比改革前减少了200多个，精简了1／4.机关人员编制由3.2万人减少到1.67万人，减少了47.5％。这同以前几次机构精简相比，不仅效果好，而且精减力度之大，都是历史之最。

　　四是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惩治腐败。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完善监督制度，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始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并且将惩治各级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违法犯罪案件作为重点。近些年来，一大批高官显贵纷纷被查处。自1994年以来，司法机关查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10000多人，厅局级以上600多人。⑨

　　虽然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比较起来，尚有很大的差距，还存在着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

　　一是腐败问题。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腐败是百姓深恶痛绝的毒瘤，江泽民同志曾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正如2000年3月朱鎔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言，“离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反腐败的任务仍相当繁重。”新世纪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新华社共同组织实施的对50位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进行的问卷抽查显示，腐败是专家眼中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认定这一问题为当今中国第一位问题的专家比例高达41％，远远超过其他被列第一问题的总和。2002年中共中央党校研究部对党校主体班次的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有87.6％的学员认为，解决腐败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第一要务，腐败问题已经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全局。

　　随着时代的发展，腐败现象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情况和新动向。第一是腐败分子的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有些案件涉案金额高达几千万，甚至是上亿元；第二是集体腐败、团伙作案，甚至有个别地方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利于腐败滋生茁长的“整体腐败环境”。“整体性”腐败所涉及人员之多、涉案金额之巨令人瞠目结舌。例如，1998年底轰动全国的，偷逃国家税款达110多亿元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使259名国家公务人员卷入走私受贿漩涡，各重要部门一把手纷纷落水。“湛江烂透了，走私分子已经指挥了我们的党政军”。这是朱鎔基总理在听取中纪委对湛江走私案件的汇报时所作的评价。第三是“买官卖官”，把“职位”当成商品，把“权力”当成了“摇钱树”。原山东省菏泽行署副专员卢效玉出售“乌纱帽”开出的明码实价：办理调动8000元，提拔乡镇正职1－2万元，提拔副县级2－3万元。他在任职34个月内共收受72人175次共63万余元的贿赂，仅金首饰就可以打一副手铐。因此，当地老百姓曾经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贷款买官，当官还贷”。第四是司法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在政法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腐败现象。培根有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5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毁坏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二是缺乏群众观念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我国13亿人口中有8亿多人是农民，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始终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谁看不到这一点，谁就不了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就本质来说，这一问题主要涉及两个内容：一是农村的稳定，二是农村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形势就不稳定。”所以，“三农”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而“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据《中国改革》杂志介绍，全国县乡村所欠的债务有6000亿元之多，每年仅支付利息至少800亿元；义务教育每年支付700万老师的工资就需要800亿元。此外，每年支付学杂费、校舍维修、设备仪器的添置和教育欠债等约需500亿元；全国县乡及部门干部有1200万人，村级组织有“干部”3000万人，仅工资就需要2000亿元。

　　仅以上三项，最低支出需要4100亿元以上。如果加上县乡政府和部门的所有支出，与农民相关的总支出应在7000亿元以上。这些钱绝大多数是由基层财政负担的，其中70％约4900亿元是由农民负担的。农民的口袋就是县乡财政。而按现在的农民负担政策，合理的农民负担有800亿元，这就是说农民每年实际多负担了4100亿元。这就是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但农民负担反而越减越重的根本所在。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支部书记李昌平上书朱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廖廖数语，道出了农村的实情。但是，在现实中，我们有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对这一情况，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每天只满足于迎来送往，阿谀奉承，两只眼紧紧盯着上级，只知道对上级“负责”，把“走群众路线，向人民负责”，早已远远丢到脑后。

　　三是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加大。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一个实际，这就是失业人数增加，贫富差距较大的现实。近些年来，随着失业人群的扩大，我国已经出现了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国家统计局199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20％高收入户存款占农村总存款额的比重高达55％。但是农村尚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农村是这样，城市也不例外，据1999年各部委完成的入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中人均月收入和支出不足100元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样本数的比例超过6％。“两极化”已经显现，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1995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百万富翁已超过100万人。⑩

　　特别是在“二元化”体制结构下，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愈来愈大。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指出，2001年中国一个农民每月真正能用于商品性消费的货币只有120元，而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每月接近600元，城乡差距为五比一左右；而城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是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六比一。⑾

　　不断增大的失业率和贫富差距将对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挑战。因为，百万富翁的出现，有些并非勤劳致富，而是采取偷税漏税、制假贩假、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等非法手段攫取财富。同时，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机会实质上的不均等，使一些特殊人群，不是凭借个人的知识和能力，而是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来轻而易举地获取社会财富。这样以来，就会使那些赤贫者心中积蓄不满，反社会倾向越来越明显。近年来，我国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恐与此不无关系。

　　（四）推进法治现代化是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

　　应当说，建设政治文明目标的确立，使法治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为法治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政治文明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法治途径，即以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步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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