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与高级法院分院或巡回法院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审级的法院，设立后将提高现有一审案件的审级，跨省级区域的案件都将成为“一审终审”。而由上级法院派出巡回法官和下级法院法官共同组成巡回法庭更是一种学究味的设想，因为它根本无法应对中国社会强大的“同化”能力；同时，这种方案若不配之以专门的行政法院系统，也未根本解决行政诉讼的“出路”问题。因此，改革现行的法院制度，应以前两种方案为基础进行构建，始能彻底解决从制度上保证司法独立的问题。但是，前两种基础方案都涉及到地方各级法院与地方各级人大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改造现有制度，对地方各级法院的设置或产生作全新的调整，是否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所排斥呢？从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与宪法的有关原则规定来看，不但不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排斥，反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宪法本身内在一致的要求。其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地方各区域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也是实行“地方自治”的地方政权机关，（注：我国宪法没有明文规定一般行政区域实行“地方自治”，而只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和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现今学界也少有人指明一般行政区域的“地方自治”性质，但从宪法划分行政区域、建立地方政权的目的及其职权范围来看，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具有“自治”的性质却是不可否认的。对此，我国宪法学家许崇德教授就认为，“我国的地方制度，由于行政领导人由各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选举产生，非由中央委任；又由于地方国家机关享有较充分的决定和管理地方性事务的权力，所以实质上也是一种地方自治制。”许崇德：《中国宪法》（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我国已故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先生也认为，“中国的地方分权既包括中央与一般地方行政区域的分权，又包括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分权……在中国基本上是这两种地方分权的并存，构成了中国地方分权的特点。”张友渔：《宪政论丛》（下），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43页。而所谓地方分权，也就是地方在一定权限范围内实行自治。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不能以我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而否定地方自治。对此，列宁曾指出，“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和具有特殊的经济和生活条件、特殊的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地，它必须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卷，第149页。）它只适宜产生地方人民政府作为自己的执行机关，而不应当产生和“控制”国家司法机关。宪法第3条第3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这一条款是对“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基本原则”的规定。（注：张友渔：《宪政论丛》（下），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44页。）然而，在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只能是在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等方面，而不能是在司法事务方面。因为只有在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等方面，才谈得上“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司法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审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活动，人民法院必须严格适用法律，“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宪法第5条第2款），其间没有任何“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或实行“自治”的余地。我国宪法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范围的规定其实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宪法第112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这里明确将人民法院与检察院排除在“自治机关”的范围之外。而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自治权利”上尚大于一般行政区域的人民代表大会。既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的范畴，而肩负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的重任，则高级法院、中级法院与基层法院不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既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自治性质相吻合，也与宪法第5条的原则规定相一致。（注：现在看来，制宪者在设计地方各级法院由地方各级人大产生的现行法院制度时是存在理论疏忽和欠缺逻辑推敲的。不过，在当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法制和市场统一的问题在那时的“现实中”又并不突出或并不存在，以致这种“纯理论”的问题又完全“可以”被忽视。）

　　第二，宪法第3条第3款对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组织其他国家机构的原则规定是：“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里并未将审判机关限定为必须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宪法第128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该条也未限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而是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因此，改革现行法院制度并不会涉及到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原则的修改。此外，地方各级法院由省级人大或全国人大产生也是司法机关根据自身性质在纵向上的适度“集中”，实际上亦符合宪法第3条规定的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四、宪法修改的方案设计

　　探讨了在中国确立司法独立的有关基本理论问题，下面我们就对确立和保障司法独立涉及的具体宪法修改发表一孔之见。

　　（一）原则确立问题

　　在我国宪法上完全确立司法独立的原则，具体涉及到以下条款的修改：

　　1.第126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上已论及，该规定未排除人大与政党的干涉，不是司法独立原则的完整体现，在现实中也引发了一些实际问题，因而应当修改，以在根本上推动宪法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同时，修改此规定，完全确立司法独立原则也具有国际义务上的必要性。1998年10月，我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4条中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也就是要求公约义务国的司法应具有独立性。我国政府既然已经签署了该公约，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该项内容不适宜作出保留，因此现在于宪法中完全确立司法独立的原则也是适应批准该公约的客观需要。

　　2.第135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前已论及，该规定与司法独立原则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规定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互相配合”办理刑事案件，还具有浓厚的“联合专政”的色彩，这有损我国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际和国内形象。再者，在宪法中对刑事案件的审理原则作一特殊规定的必要性也不大，该原则中的合理内容应以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宜。因此，我们建议删除此规定，填补上保障司法独立的必需条款。

　　这里我们仅讨论如何修改现行宪法第126条，以完全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的问题。对于此项条文的修改，有以下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方案一：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

　　方案二：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宪法和法律。

　　方案三：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干涉。

　　方案一是恢复原“五四”宪法的规定，方案二用“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表述代替了方案一的“独立进行审判”，同时增加了服从“宪法”的规定，表述更为确切和完整，是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的较为理想的方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