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主义思想是一致的。20世纪以后，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干预的加强，民事权利的社会化迫使立法者进一步限制和削弱契约自由原则。[43]（P251）对此，有学者通过法理研究，提出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原则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适当限制。（主张“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原则应当包括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适当限制两个方面，其主旨是把“对自由的适当限制”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中的一个内容，而不是原则之外的东西。这样来理解和运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将有助于兼顾各方的正当权益，有助于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参见吕岩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内涵探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按照这种理解，在国际私法弱者保护领域，可以认为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不得排除在未选择准据法时应适用的法律对于消费者的保护。契约自由从兴盛走向限制，实际上是国际私法中的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法律观念的冲突过程。虽然私法自治隐含这样的逻辑前提：私法中的人或者市民社会中的市民，作为法律上的主体是平等的、自由的和理智的。因此契约自由成为最重要的原则。但是，在消费关系中，由于经济力量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等原因，导致消费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一方相对于另一方，处于强势地位。国际私法如果让消费关系当事人完全自主地确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可以由当事人随意选择准据法，就会出现不公平地结果。因此，国家作为第三方，通过立法对当事人意思自治作出适当的限制，是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从世界各国国际私法的立法规定来看，普遍的趋势是在国际消费合同中，对当事人法律选择的自由加以必要的限制，甚至排除。各国基于消费者保护的需要，大都对消费合同规定了有别于一般合同的特别的准据法选择规则，如德国1986年国际私法立法第29条规定：“当事人选择法律，不得剥夺消费者依其惯常居所地国的强行规定应有的保护：第一，订约前在该国明示要约或广告，而消费者在该国已为订约而作出必要法律行为的；第二，消费合同对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在该国接受消费者订单的。”其他类似的还有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奥地利国际私法等等。所有这些法律规定的目的都在于限制当事人的法律选择自由。其理由在于，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准据法，虽然可能使得当事人选择与他们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法律，但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实践中，合同中的强方当事人往往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而这种法律通常很难保护后者的合法权益。

　　然而，接着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当事人的这种自由应在何种程度上加以限制。有的国家主张应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20条第2款规定：“法律的选择被排除在外。”这就意味着，国际消费合同等同于国内消费合同，对于消费者一方来说，他缔结国际消费合同和国内消费合同并无两样。由此可见，这是一种较为极端的做法。但这种现象揭示了在国际私法中长期具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的意思自治原则逐步丧失其统治地位，深刻地反映了国际私法从近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步伐。

　　（二）保护弱者原则在国际私法其他领域中的体现

　　1、 保护劳动者（雇员）的立法传统

　　法律规定抽象人格，对一切法律关系主体作抽象的对待，于是在企业主与劳动者的法律关系中，造成了经济地位上的强者对经济上的弱者在实质上的支配。[44]劳动者（雇员）受聘往往通过劳动合同来实现，雇主往往会在格式化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劳动合同适用某一国的有利于雇主的法律，从而使得雇主的某些责任得到预先排除或者减轻。为了纠正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体现法律对弱者的人文关怀，有关保护劳动者（雇员）的立法，往往采取倾斜保护政策。就保护弱者而言，有关保护劳动者（雇员）的立法以一种特殊的标准衡量当事人的地位，这种特殊的标准源于对社会弱者的身份认定。[45]（P233）1986年德国国际私法第30条规定：“（1）在雇佣合同中，当事人选择法律时不得取消雇佣合同所依据的法律中保护雇员的强制规定，当事人没有作出选择的，适用本条第2条的规定。（2）在无法律选择情况下，雇佣合同适用下述国家的法律：1、 雇员在履行合同时依其惯常工作的这个国家的法律，即使他被临时派到另一国家，或2、 雇佣雇员的机构的所在的国家的法律，即使雇员在该国尚未完成其工作。如果根据一般情况雇佣合同与另一国家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时，可以适用该另一国家的法律。”另外，1996年列支敦士登国际私法第48条、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法规第67条都是保护劳动者的规定。从各国法律的规定来看，首先，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不允许剥夺劳动者（雇员）由法律所提供的强制性保护，其次，在无法律选择情况下，一般适用雇员惯常工作地法，以有利于雇员。[46]

　　2、 保护妇女、子女和被扶养人的立法

　　婚姻家庭亲属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与市民社会的价值或利益法则不同，它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各国法律均将妇女、儿童和老人做为弱者，予以特别保护。因为在家庭关系中，妇女相对丈夫在许多情况下在体能上、经济上是弱者，子女相对于父母在体能上、经济上、经验上是弱者。而被扶养人更是在经济上、生活上依赖于扶养人。他们之间发生跨国法律纠纷，迫切需要进行法律上的利益平衡。各国国际私法大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保护妻、子女、被扶养人的亲属法体系，[35]（P855-857）体现了对弱者的人文关怀。如1986年德国国际私法第3节（第13-24条）、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3-4编（第43-84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第4章（第26-37条）、1996年列支敦士登国际私法第3章（第17-28条）、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法规第3章（第45-53条），1998年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七编（国际私法）、1999年白俄罗斯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编（国际私法）都是关于涉外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扶养关系法律适用的规定。这些法律条文大多规定适用有利于妇女、子女、被扶养人的法律。

　　3 、保护受害人的立法

　　相对与加害人，跨国侵权中受害人是弱者，需要国际私法的给予人文关怀。受害人往往由于不熟悉侵权行为地法、加害人属人法加之路途遥远、取证困难、语言障碍等诸多因素，致使跨国侵权诉讼往往很难成功。这就为许多恶意侵权者逃避法律制裁大开了方便之门，使大量的无辜受害者投诉无门，尽管侵权法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热点，有关理论和学说层出不穷。[31]近年来颁布的一些国际私法立法，如1992年罗马尼亚国际私法第112-118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第62-63条、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第71-74条都先后规定了保护受害者的条款。国际私法立法对跨国侵权中处理弱者地位的受害人所予以的呵护和人文关系，体现了现代国际私法对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

　　结　语

　　国际私法的根本任务是力求达成国际民商事纠纷的较为公正的结果。保护弱者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是其人文关怀的体现。国际私法的重构必须贯彻人文精神，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人文精神是国际私法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法学的使命，既在于探讨法律现象本身的特征，也在于揭示法律现象背后的促使法律产生、运行、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法学不能远离现代社会结构及其逻辑起点-人的研究。[47]（P75）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学的一个重大悲哀就在于忽略了人在法中的地位，人文观念和科学观念的缺失是法学界的重大失误，法、法治或法学都在极大程度上忽视了人。[4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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