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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论文针对刑事裁判文书制作在质量和规范性暴露出来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剖析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从而达到解决刑事裁判文书制作中的问题，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树立法院公正形象的目的。文章采用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写法。首先是根据刑事诉讼的特点，结合相关理论与审判实践，阐述刑事裁判文书制作中的问题，既有首部、事实、理由、结果各部分中独立存在的问题，也包括裁判文书的通病，指出这些问题产生的不良后果即影响了法院的公正形象。然后深入分析刑事裁判文书中出现诸多问题的主客观原因，包括刑事法官的法制理念、工作态度、法律素养、工作强度等。最后笔者认为要想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应采取加强刑事法官从思想上重视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由理论到实践各个方面的学习，建立长期的刑事裁判文书的审核机制，壮大法官队伍等几项措施。

    以下正文：

    刑事裁判文书，是指人民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过程中，就案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而言，依法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 。它是人民法院常用的刑事诉讼文书之一，制作高质量的刑事裁判文书是刑事法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刑事审判权的一种形式，具有公开、公正、规范、严谨等特性，是法官素质的反映。近些年来，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以及《关于实施〈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若干问题的解答》等一系列关于文书样式规定的出台，全国法院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有所提高，但是由于每个法官的素质不同，对裁判文书重视程度不同，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是今后逐步要求所有的裁判文书都要在网上公开，全部面向社会，因此笔者认为必须重视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下面就文书制作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刑事裁判文书的结构进行评析：

    （一）、首部

    1、对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原因在表述上不够统一。一般表述为被告人“因涉嫌犯某某罪”被刑事拘留，而实践中出现了被告人“因涉嫌某某”、“因涉嫌某某罪”或“因本案”被刑事拘留的多种写法，不能说其他的写法有错误，至少是不够严谨，就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原因可以固定为一个写法，不像判决书的理由部分需要法官相对自由的发挥。

    2、对被告人的住址写得不准确。当今社会人口流动情况颇为常见，刑事案件中相当一部分被告人已经离开自己户籍所在地，而在其他地方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只是没有办理任何户籍迁出迁入手续，此时被告人的住址应为其经常居住地，而非原户籍所在地，不过很多刑事裁判文书中依然按照侦查机关出具被告人的户籍证明或者身份证写其住址，此种写法不能真实反映被告人的住所情况。被告人在外居住多年，往往其配偶、子女甚至父母也都和其一起生活，如果法官以户籍所在地为其住址，涉及到送达司法文书、为被告人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等相关的事项而需要通知被告人近亲属时，可能会出现无法送达或者通知的情况。法官一般是在办案过程中通过审阅案卷主要是依据被告人的供述，会发现被告人的经常居住地与其户籍所在地不同。这就需要侦查机关出具一份相关的工作说明证实被告人的经常居住地和居住的年限。法官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可以就被告人的原户籍所在地住址和现住址一起表述，既能够比较准确的反映出被告人的流动情况，也有利于送达和通知工作的完成。

    （二）事实。

    1、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写得过于简单。我们要求在叙述事实时，应当写清楚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被告人犯罪的手段、动机、目的，实施行为的过程、危害结果、以及被告人到案经过等要素。有部分的判决书按照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重新写了一遍，一字不差，当公诉机关起诉书上表述的犯罪事实的包含上面的那些要素时，法院认定的事实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完全一致时没有问题，比如一些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案情相对简单。但公诉机关对事实的叙述未必符合判决书对事实叙述的要求，如果起诉书上的事实遗漏某些要素，法院查明的事实依然照搬起诉书的事实，导致也未写明这些要素的话，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被告人到案经过可能是主动投案，这就涉及到自首情节，起诉书上没表述涉及该情节的事实，法院查明的事实中也没有表述，将如何在理由部分加以阐述？又如何量刑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属于法院认定的事实，裁判文书的核心，是判决理由和判决结果的依据，是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基础，因此事实必须写的详细、全面。

    2、对证据的分析过于简单，不够明确、具体。裁判文书方式改革要求对证据证明的内容需要概括，不宜完全引用证据的原文，现实做法有些矫枉过正，概括的相当“精炼”，以至于不知证实了什么内容。如“某某证人证言，证实了物品被盗的时间、数量”，不写明具体的犯罪时间和被盗物品的数量；“价格鉴定结论书，证实了被盗物品的价值”，不写明被盗物品价值的具体数额，甚至只表述为“物价部门对赃物价格的鉴定结论书”，连“证实被盗物品的价格”都不写，被告人会就判决书认定的盗窃数额提出异议，认为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其盗窃的数额就是这么多，因为相关证据证实的内容太过笼统。诸如此类的证据分析很不合适。对一审公诉普通程序审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此类案件均是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附带相应的适用条件，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不持异议，根据文书样式要求应当在裁判文书证据部分尽量予以简化，对证据的具体内容无需再行系统论证，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所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即可。相对于疑难案件和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裁判文书，不但要引用证据的名称及所证明的事项，还要对证据的来源和证明的主要内容进行列举，并以论证的方法归纳引用。有的法官提出，无论适用何种程序审理案件制作出的判决书，其所引述的起诉书上的事实和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对盗窃具体数额都有所表述了，而它们在判决书中的顺序排列在证据分析之前，这样的证据写法是可行的，还避免了重复。笔者认为，在判决书中审理查明的事实必须要靠经过法庭公开举证、质证的证据来证实。事实认定中的每个细节都依靠证据证实的内容来体现。虽然在判决书中先认定的事实，后进行证据分析。但形式上的前后顺序并不意味着在逻辑以上也是这样排列。依据证据认定事实是根本。所以证据证实的内容应该明确、具体，至少做到与查明的事实内容应该一致。

    （三）理由

    1、对辩方意见分析得不够透彻，说理性较差。在判决书的理由部分需要对控辩双方的意见进行分析，并表明是否采纳。实践中，大多数刑事案件对公诉机关的意见法院都会采纳，所以可以简单分析。而作为公诉机关对立面的辩方的意见法院支持的情况较少，既然不予采纳，就需要对该意见仔细，说明理由。很多判决书用空话套话来驳斥辩方的意见，如“辩方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像这样的分析放在任何一份判决书中都能够使用，没有任何针对性，不能使被告人信服，使判决书失去了应有的权威性。每个案件的案情不一样，辩方提出的辩解意见也各不相同，这就需要法官根据认定的法律事实和采信的证据对辩方的意见加以分析论证。宋雨水法官之所以获得社会好评就因为其在“辨法析理”方面做得非常好，才使当事人“胜败皆负”。同样刑事法官要想使被告人能够认罪服法、息诉服判也需要在说理部分加强论证。加强说理性也并非要求法官对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每一个意见都要详加评述，如辩方提出的合理辩解意见应该经过仔细分析后决定是否采纳，对于无理狡辩，只需要简要地说明来直接否定，比如在二审中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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