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中的辩解意见，并且一审法官已经在判决书中详加阐述了不予采纳的理由，此时二审法官就可以很简单的以次为理由不予采纳。所以论理过分也是不可取的，会影响法官的工作效率。

    2、援引法律的问题。

    判决书引用法律条文不够准确、具体，所谓不够准确是指出现错引、漏引、或者多引法条的情况。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规定的投毒罪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中更改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并取消了投毒罪罪名，有的法官判决被告人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直接引用刑法的条文，却没有引用修正案。再如，一个被告人犯盗窃罪，另一个各被告人犯收购赃物罪，明明二被告人所犯的罪行不同，却引用共同犯罪的法条。实践中最容易漏引的刑法总则的条文，特别是当被告人存在多个法定的从轻、从重情节时便忽视了某些法条的引用。在制作刑事判决书时将所有的情节都标出来，对照每一个情节引用相应的法条，可以避免漏引的情况。还有的判决书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或者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虽然这样的情况还不多见，但需要值得注意，众所周知，英美法系的国家中有判例法，案例可以作为审判的依据，但在我国案例不能作为审理案件的法律依据，上级法院公布的案例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能够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参考，甚至可以内部掌握为依据，但是绝对不能在判决书里引用，否则可以视为适用法律错误。所谓不够具体是指判决书引用某一具体法条时没有引出法律依据条文外延最小的规定。如被告人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诈骗，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应该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如果仅引用到该条或者该款则是不具体的。法律条文最多可以细化成条、款、项、目。原则上只要法条下分款分项分目的，应写明第几条第几款第几项第几目，尽可能细化。

    （四）结果

    主刑刑期的起止日期出现错误。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计算错误，如“判决被告人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6年1月13日起至2013年6月12日止。”由于被告人羁押的终止日期计算错误，导致被告人实际关押七年五个月，少羁押一个月。刑事案件羁押时间计算错误的情况相对比较少，因为绝大多数法官明白这一问题涉及被告人失去自由的期限。是很认真和慎重的对待。另一种情况是由于被告人初始被羁押的时间错了，导致主刑刑期的起止日期出现错误。法官在判决书中叙述被告人的基本情况时多是按照公诉机关起诉书的内容写，而起诉书中一般只写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即拘留、逮捕的日期，但被告人被羁押的初始日期应该以其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日期计算，该日期与拘留、逮捕的日期可能并非同一天而且在先，即侦查机关先行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后一段时间才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法官照搬起诉书内容的结果就是忽略被告人被羁押的真正时间。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往往更加注重对犯罪事实的认定、罪名的确定以及量刑的考虑，容易忽视案件的其他细节。虽然是一些不起眼的细节，一旦搞错了，后果却是很严重的。刑期起止日期的错误将引起被告人提前释放或者超期羁押的后果，无论出现那种后果，都违反了审理刑事案件很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提前释放是被告人应该接受的自由刑处罚尚未执行完就获得了自由，是对被告人犯罪行为的放纵；而超期羁押是被告人已经执行完毕了应该接受的自由刑处罚但没有获得自由，延长了被羁押的时间，明显加重了对被告人的处罚，笔者认为，超期羁押的后果甚至比提前释放更加严重，提前释放可以通过再次羁押的措施重新限制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直至刑罚执行完毕，而超期羁押意味着被告人实际失去自由的时间要长于判决的刑期，虽然通过国家赔偿制度被告人可以得到一定的金钱补偿，相对于人身自由是不能等同的，此时被告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了被害人。总体上说，裁判文书上刑期起止日期出现错误对被告人非常不公，而且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也极其不好，百姓对法院的判决产生不信任感，法律的权威性也讲受到严重质疑。实际上法官通过查阅案卷中的相关资料，如抓获经过、被告人供述等可以查明到被告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与被强制措施的时间是否一致的，若两者不同，应该在裁判文书的被告人基本情况中写明限制人身自由的第一时间，这样在判决结果表述刑期起止日期时就不会出现错误了。

    二、以上研究的是刑事裁判文书各部分特有的问题。下面对刑事裁判文书的通病进行分析：

    1、错字、多字、漏字现象。近日，北京一法院对以某著名相声演员为被告人的一起自诉案件作出了判决，自诉人不服提出上诉。自诉人除了对判决的实体部分提出异议外，还向众多媒体展示了判决书多达十余处的错字、多字、漏字问题，“散布谣言”写成“散步谣言”，将自诉人的诉讼代理人的姓名写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写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刑法》，自诉人在接受采访时就说，“我虽然太懂法律，但也知道我国没有这样一部法律”。尽管从业内角度分析，裁判文书中文字上的错漏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法院刑事裁判文书样式中有一种刑事裁定书，专供法院针对本院发出刑事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里发现个别文字上的错误或者遗漏，予以改正或者补充时使用。但法官不能据此就不考虑文字质量了，一份判决书里出现那么多的文字错误，群众会怎么看待法官的工作，裁判文书是法院的形象窗口，审判人员的一切工作都体现在文书中，群众也许不明白一个刑事案件事实、证据、定罪、刑期等问题，可文字上的错误不属于法律专业范畴，很容易被发现，由此被社会公众否定我们法官的工作，岂不是法律工作者的悲哀。更何况有些文字错误可能不仅仅是表面上错字、漏字这么简单，也非一个补正裁定能解决问题的，可能会引申为深层次的错误的。就如前面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刑法》，显然这既不是一部实体法，也不是一部程序法，在我国的确没有这样一部法律，一审法院可以将其解释为笔误并通过裁定更正，但如果自诉人以适用法律有错误为由提出上诉，恐怕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二审法院处理起来肯定会有难度，真的因为这种错误被改判，增加了错案的数量，对一审法院实在是很“冤枉”的。

    2、刑事裁判文书的语言使用不规范、不严谨。中国人对书面语的不规范历来都是不可容忍的 。而我们的刑事裁判文书中就出现了多种不规范的情况。有的语言具有主观臆断性且带有较强的感情色彩，如“窜至”、“昼伏夜出，行动奇怪”、“一时糊涂”；有的是运用了推测性、模棱两可的语言，如“可能”、“也许”“如果”等；还有的是使用晦涩难懂的文言文或者文白掺杂，不伦不类。笔者认为裁判文书作为一种应用文书，其语言的运用既有一般应用文语言的要求，如语言要庄重、简明、通顺等。又因其专用文书的法律特性，使它对语言运用有着特殊的要求。因此在制作过程中应该使用法言法语，为了保持法官的公正中立，不宜使用具有感情色彩或者推论性的语言，而裁判文书将面向社会，要达到使广大社会群众读懂并理解裁判文书，从中受到教育，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目的，也决定了文书语言应该朴素直白，避免使用文言文。

    三、制作刑事裁判文书中出现问题的原因

    1、对制作刑事裁判文书的重要意义认识不清。很多刑事法官都有“只要把案子办好了就成了，裁判文书写得好不好没关系的思想”，他们更加看重法庭审理、庭下合议的过程，他们认为这才是采信证据、认定犯罪事实，对被告人处以刑罚的关键，而刑事裁判文书是前面一系列工作的附属品，更像是一种形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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