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指裁判所依据的证据资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作为法院裁判对象的主张只能来源于当事人，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外依职权收集证据”。[11] 这说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体制中，对诉讼程序的进展和存续影响最大的是当事人，法官处于消极的地位，这给予了当事人过多的权利，易使其滥用权利，缠诉或规避义务。
因而，当今各国的诉讼程序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融合两种诉讼体制的优点，削除弊病。其中英美法系的改革是怎样克服当事人行为的任意性因素，充分发挥法官的职权作用，弱化当事人的作用，强化职权主义。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改革则是加强和发挥当事人的主导作用，从法官职能上弱化职权主义。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当事人主义的特点，依据辩论主义的原则，其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官不能以当事人双方辩论中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根据；其二，法官应当将当事人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根据；其三，法官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在双方辩论中提到的事实。92年实施的民诉法体现了“法官职权主动性有所弱化，当事人主动性得到强化，但变化是局部性的，不属于本质变化，就其诉讼模式而言，已渐变为亚职权主义”。[12]
（二） 证据制度改革中的法官中立
综观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整个证据制度改革过程，“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13] 在代表国家围绕着当事人诉讼争端进行的审判活动中有依法“独立”、“审判”的地位，积极指导当事人“当庭陈述”、“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调解”等，主持、指挥、驾驭庭审活动，充分发挥庭审功能作用，进而实现司法“公正”裁判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改革是人的改革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法官作为法律的忠实执行者，在国家法律面前，应该是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成见和偏私，但是法官也是人，他的特殊性格、气质、偏见、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常常会在其判决过程中起决定作用。正如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杰罗姆•佛兰克言：“法律规则并不是法官判决的根据，司法判决受到情绪、直觉、预感、偏见、性情和其它非理性因素的限制”。[14] 可见法官因素在举证、认证、质证等证据制度改革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现代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司法公正，建立公正、公开、高效、廉洁的审判机制，让当事人有理讲在法庭，有理辩在法庭，有证举在法庭，质证、认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清楚在法庭，是非责任分清在法庭。其中所谓的司法公正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平的原则的实体规范，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正性”。[15] 实现司法公正与司法人员特别是法官的行为密切相关。其内涵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而程序公正的首要因素是法官中立。法官实施法律就是平等地保护任何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对违法侵害他人权益的的行为予以同等必要的制裁，表现在：1、证据制度中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2、由于审判职能的便利，法官直接指挥和操纵着诉讼程序的进行和证据规则的运用；3、由于认定的事实的法律属性使然，，对于何种证据可以作为诉讼证据被采纳，以及采纳的程度如何，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事实的认定具决定意义；4、由于立法技术所限，在立法上不可避免默示认可或明示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在追求司法公正审判过程中，法官怎样达到公正有不同的观念和模式。在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程序模式中，法官的中立始终保持对的被动和消极，而不会过分积极和热心探求事实真相，只是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由当事人提出证据和事实，反复争辩，法官只是决定证据的取舍，对事实作评断；而另一种与职权主义相联系的观点认为，审判上的公正不应停留在形式上的中立，而是积极查清事实真相，才有可能依法对案件作实体上的公正处理，采取必要的手段调查事实真相，两相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程序上的公正，后者侧重于实体上的公正。无论那种模式，都以在制度上和程序上的防范作为常规机制，从而使法官以中立者的态度来处理案件，因而证据制度能保持法官中立的地位。故完善和建立证据制度，首先要提高法官的道德修养和业务素质；其次是保障法官的地位；最后是建立和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
五、结束语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内容是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本文的论述仅从举证、认证、质证、证人出庭作证及其在此过程中所涉及证据规则和法官是否中立的问题来论述，是微不足道的。作为全部诉讼的核心问题，我国的证据规范是在诉讼是在诉讼中正确运用证据查明的案件真实情况和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和保障。纵观我国十几年来的民事证据制度改革，就其理论和实务而言，在成文立法上反应的条文较少，并且过于原则和笼统，以致在审判实务上造成可操性不强的情况。因此，如何在已有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具体的国情，大胆借鉴西方国家的证据立法经验采其之长，补己之短，以成文法表现出来，从而推动审判方式改革，仍是立法、司法和法学界的奋斗目标。



注释：
（1）引自毕玉谦《现代民事程序原理和实务》第7页，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出版。
（2）引自李少红，肖建龙《民事诉讼举证制度探析》，载《民事诉讼体制的变革》第330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3）、（4）、（5）引自柯昌信、崔正军主编《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第243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第3版。
（6）引自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第303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版
（7）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6条第1款，1991年通过。
（8）引（自柯昌信、崔正军主编〈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第290页，人民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3版。
（9）引自江伟《证据法学》第173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8月第2版。
（10）引自毕玉谦《民事证据及其程序功能》第202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11）引自张卫平《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两种诉讼体制的比较分析》，载于《现代法学》1996年版第57页。
（12）引自张卫平《绝对职权主义的理性认识》，载《 现代法学》96年第四期第42页。
（13）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2条。
（14）转引自杰罗姆· 佛兰克《法律和现代精神》，载于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第205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15）引自吕世伦、贺晓荣《论程序正义在司法公正中的地位和价值》，载《法学家》第22页，1998年第1期。

参考资料：
（1）《民事诉讼体制的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第1版
（2）《辩论式审判方式操作实务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第1版
（3）谢健、曹登润、郭复彬《法庭审判方式改革之思考》http://www.law-srar.com
(4)《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柯昌信、崔正军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第3版
(5)《司法证义论》作者杨一平，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
（6）《证据法学》江伟主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8月第二次出版
（7）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一期
（8）潘剑锋《中国民事审判的现状和未来》，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四期
（9）张卫平《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重述》，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18卷第六期
（10）郭义《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载〈经济与法〉2000年第二期
（11）毕少彬《论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载《经济与法》2000年第三期
（12）庄举栋，溥前铭《审判方式改革之反思》，载《中国律师》2000年第二期
(13)童之伟《审判权的属性与审判独立》，载于1999年8月5日《法制日报》
（14）《民事诉讼法学》谭兵主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三次出版
（15）张卫平《转制与应变——论我国传统民事诉讼体制的结构性变革》，载《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