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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证据法热点问题新探
——2000’中美证据法研讨会综述
陈海光

　　应中国政法大学的邀请，美国证据法代表团与今年5月20日期对北京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该代表团的六名成员是：耶鲁大学的葛维堡教授、何杰森教授、美国上诉法院纽曼法官、华盛顿大学的萨尔斯堡教授、罗得岛地区的里肯检察官和纽约州的夏皮罗律师。在华期间，他们先后到国家法官学院、人大法工委和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座谈和访问。5月24日至25日，举行了中美证据法研讨会。陈光中、樊崇义、卞建林、何家泓、汪建成等20余位证据法专家参加了研讨会。双方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中，对证据法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对我国证据立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研讨。通过讨论，美方充分了解到中国证据制度的特点和进步，中方也混清了以前对美国的沉默权、证据展示等制度的误解和模糊认识。本次研讨会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现综述如下：
一、无罪推定和举证责任(PresumptionofInnocenceandBurdenofProof)
　　无罪推定是由意大利的法学家贝卡利亚最早提出的，并於1789年被法国人权宣言所采纳。目前，世界人权公约、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均采用了无罪推定的原则，因此，无罪推定可以说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司法准则。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导致它们对无罪推定的具体表述也不一样。这并不妨碍无罪推定核心内容的稳定性。无罪推定的核心精神是：任何人在未被法庭最终确定有罪之前，应被假定为无罪。它要求把被告人视为诉讼的主体，并在诉讼中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证明其有罪的举证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若控诉方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法庭应做出有利于被告方的判决。由此可见，无罪推定是与举证责任紧密相联的两个概念。
　　美国学者也充分肯定了无罪推定的合理性。他们认为诉讼是一种由原因推知结果的活动，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定案证据不充足、准确性不强的情况时有发生。无罪推定就是为解决这种情况而产生的。它的价值选择不是为了发现犯罪事实，而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免受无尽的刑事追究。因为在审判之前的起诉和逮捕阶段，就会产生被告人有罪的偏见：被告人被戴上手铐、穿着囚服，很容易让人产生他是有罪的印象。所以被告人在诉讼中是承担着巨大的被定罪的风险的。而无罪推定的出现，极大地加强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改善了诉讼双方的力量不平衡的局面，有利于审判的公正、合理的进行，因此它是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的。在美国，审判中的举证责任完全是由起诉方负责的，被告不承担任何据证责任；若国家未能达到有罪的证明标准，则判决有利于被告。但在某种情况下，举证责任有可能发生转移，因为在该情况下，被告人比国家更容易取得证据。同时，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要完全依靠在法庭所取得的证据，有罪的判决不是从被告人被关押、被逮捕的事实而得出的，无罪推定要求被告人的有罪地位要在审判之后才能确定。因此，无罪推定是开放的、公正的审判的基石，它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审判的范畴，影响到其他诉讼程序，它的重要主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等于罪犯，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光辉，它所保护的不仅仅是被告人的利益，而是社会上每个成员的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有成为被告人的可能。
　　那么，无罪推定究竟对举证责任有多大的影响呢？在美国，关于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的基本问题上，公诉方承担完全的证明责任。公诉方必须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来证明被告人是有罪的，而被告人不需证明任何事情。当然，被告方可以提出一些辩护证据，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法律并没有要求其这样做。但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被告人负有提出证据的责任。这些情况包括；第一，被告人不再现场的证据；第二，被告人精神不正常的辩护证据；第三，被告人的行为是正当防卫的证据；第四，法官做出许可性推定的时候。在上述的情况下，被告人必须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之后，控方在对之进行反驳。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举证责任实际上并未发生转移，被告方承担的仅是提出证据的责任，在被告方完成该责任后，控诉方仍然要承担证明其辩解不成立的责任。关于法官的许可性推定，是指法官基于特定的证据，认定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能推翻这一论点。比如，在被告人的住所发现了赃物，法官可据此推定被告人偷窃了该物，除非被告人能够合理地说明这一情况。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做出这种推定必须是在证据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基础上，且法律也没有要求法官必须做出这种推定。因此，法官做出许可性推定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其实，无罪推定的原则在美国联邦的法律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但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的原则可以包含这一内容，并认为美国有两百多年的判例法传统，无罪推定广泛体现在案例中，即使没有成文法的规定，人们同样可以了解这一原则，并用之保护自己的权利。因此，是否在法律中明文规定重要的诉讼原则，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诉讼传统紧密相关的。判例法系国家可以不写入，而成文法系国家则必须写入法典。
　　类似的争论也存在关于诉讼证明的标准上。在中国，诉讼证明的法定标准是客观真实，而美国规定的是刑事案件的定罪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对此，有的学者指出，我国的证明标准是一种绝对真实的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是无法达到的，同时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应变更这一标准，采用相对真实的证明标准。而排除合理怀疑就是一种相对真实的证明标准。另外，排除合理怀疑是美国刑事案件认定的最高证明标准，它要求证据至少有九成以上的可靠性，那么它是否意味着案件有近十成的错案率？美国专家对此的解释是，世界各国对查明案件事实的追求是共同的，但在不同的国家，由于语言、文化传统不同，对这种追求的具体阐述也是不同的。美国的阐述是排除合理怀疑，它只是，并且仅是一种理念化的标准，是无法数量化的。因为即使美国人自己也无法说清排除合理怀疑的明确含义。在法官指示陪审团的时候，法官要求陪审员必须在充分认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基础上，才能做出裁定。因此，排除合理怀疑要求的是强烈的确信，而不是百分之百的确信，因为完全的确信是无法达到的。如果中国的客观真实也体现了对案件事实的追求，且为人民所接受，那无疑也是一种好的证明标准，因为案件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明确的、可操作的、一成不变的证明标准。
二、沉默权的问题（RighttoSilence）
　　所谓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供述。为了保障这项权利，只有自愿作出的供述才能作为证据采纳，以暴力、威胁、利诱、欺骗和违法羁押等手段获取的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沉默权的规定，相反，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即刑事诉讼法9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是与中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有关规定是不一致的(该规则第14条2项提出少年刑事被告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同时也与联合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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