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项规定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相违背。应当看到，确立沉默权不仅是善意履行国际条约的需要，更是促进取证行为正当化、文明化、科学化的需要。因为沉默权的规定符合无罪推定的实质要求和举证责任制度的原理，并且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的发生。沉默权在美国的最明确的表现就是“米兰达规则”(MirandaRule)，即警察在逮捕或讯问任何人时，必须首先告知其有沉默权、聘请律师权，若其陈述，他所说的话可能被用在法庭上反对自己。若无此警告，所取得的证言无效。
　　关于沉默权的理论基础，美国学者指出，沉默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价值选择。在任何国家、政府都有一定的权力，如警察权和公诉权等来保证社会的秩序和安全，把罪犯投入监狱，进行改造。国家也重视个人的权利，但国家和个人的权力是不平衡的。无论国家官员在执行职责时是多么小心，都难免要犯错误。为了减少错误，确定所收集的证据的可靠性，官员们需要被告人的口供来验证证据，即个人必须回答官员的提问。因此，若只为追求对犯罪的控制，就不会有沉默权的出现。而沉默权的选择是，国家在追究犯罪时，还要保护其他重要的社会价值，如公民的人权等。它提出公民不被要求帮助国家把自己关入监狱。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让无罪的人开口并不会给其带来风险。因为他自己最了解本人的行为，无罪的事实不会带来定罪的风险。但司法实践的事实却是，许多无罪的人在被长期羁押或受到精神压力后，即使没有刑讯逼供，也会导致其做出有罪的、不真实的供述。
　　在美国，有两种方式告知被告人以沉默权：一为由警察告知被告人以沉默权；二为警察把被告人带到司法官面前，告之以沉默权、聘请律师权等。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第一种方式有时无法证明告知行为的存在，故一般采用第二种方法。在给与警告之前，一般不讯问被告；即使是告知之后，若被告人提出会见律师的要求，讯问也应立即结束。否则，被告方可以取证非法为由，申请排除该证据的适用。目前，随着科技的发展，普遍采用录音、录相的方式进行询问，这无疑是对被告人的最大保护。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沉默权是有制约的，给予被告人以沉默权并不等于被告人不陈述。在一定情况下，沉默权还有利于案件的侦破。不管是否有沉默权，世界各国的大多数被告人都在陈述，但沉默权的重要性在于告知犯罪嫌疑人法律不要求其必须陈述，它强调的是陈述的自愿性。事实上，沉默权并未降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陈述率。这是因为：首先，在刑法上规定，如实供述的被告可以得到从轻处理。对于供述的人可以降低处罚或撤销严重的指控，控辩交易就是一个明例；其次，大陪审团强迫证人作证的权力和检察机关强行搜查等侦查手段也给被告人造成巨大心理压力。大陪审团由24名陪审员组成，它是负责重罪侦查的机构。其最重要的权利是可以对任何人发出传票，要求其到大陪审团前作证，任何人均不得以沉默权为由拒绝作证，否则将被处以羁押。在大陪审团前说假话的人，将被处以伪证罪。这是对沉默权的有力制约。同时，通过警察机关对沉默权的态度变化，也可看出沉默权在证实犯罪中的作用。最初，美国警察对沉默权－－－米兰达规则是非常反感的。但几年之后，他们发现该规则对查明犯罪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在给予了被告人米兰达警告之后，若被告人仍然做出了有罪陈述，由于该供述是自愿做出的，那么它的证明力要比其他证据大许多。警察也有把握认为法官会采用这一证据。于是，美国警察开始适应了这一规则，并成为此规则的实际拥护者。
　　当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在一定意义上削弱了追究犯罪的力度，因而作为沉默权发源地的英国，于1994年在《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中对沉默权的适用进行了限制，即被告人在下列情况下行使沉默权，将可能获得对其不利的法律推论。这些情况包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