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表述，在我们的潜意识中都存在着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式。在我们的思维习惯中，人就只能分为好人与坏人，朋友和敌人，事物也只能分为真的和假的，对的和错的。于是，在给证据下定义时，人们不能接受假的和错的，便很容易地接受了“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

总之，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证据概念做出那种界定和解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对证据的概念问题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其实，一些学者在讨论证据概念问题时也曾指出了我国诉讼法规定中的上述自相矛盾之处。但是，既然法律已经如此明确地宣称“不属实者非证据”，学者们便只好发扬我国文人与人为善、与“上”为善的“优良传统”，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各显其能地为其诠释，以求能圆其说。

于是有人说：证据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证据有真有假；狭义证据都是真的。例如，《证据理论与实务》一书的作者指出：“广义证据有真假之分和是否属实之别。由于广义证据概念将证明法律事务事实真相的一切事实和材料都称之为证据，而由于自然的、人为的和人们主观认识鉴别上的原因，实际上用以证明的事实和材料，不可避免有真有假，有的属实、有的不属实。……虚假的证据和不属实的证据，与真实的证据，属实的证据，不仅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否定的一个事实，而且是互相混杂、真假难辨，造成广义证据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该书作者在引述了刑诉法、民诉法和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证据概念和种类的规定之后，进一步指出：“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第一，从狭义的证据的内容和实质来讲，它必须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5〕。

于是又有人说：证据可以分为证据事实和证据材料。证据事实都是真的，证据材料则可真可假。例如，《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的作者认为：“我国诉讼法关于‘证据’均为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的定义，其中所使用的证据应为‘证据事实’或‘诉讼证据’，而有关证据的法定种类及有关阐释中所涉及的‘证据’应是‘证据材料’，其中‘证据事实’为已经查明的属实性证据，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而‘证据材料’由于未经过审判人员依法定程序的加工和提炼，不一定就是属实证据，例如伪证、虚假的证明材料等等。”该作者还指出：“从认识角度来看，‘证据事实’本身就是对案件真实情况的反映，在‘质’上已无所谓真与假，只是在‘量’上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人们对‘证据事实’的认识是通过‘证据材料，来实现的。其中‘证据材料’可体现人们在认识过程中的感性阶段，而‘证据事实’则体现的是在认识过程中的理性阶段。”〔6〕

把现实生活中有真有假的证据称为“广义证据”或“证据材料”，把诉讼法中规定的必须真实的证据称为“狭义证据”或“证据事实”，这似乎解决了法律规定与现实不符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些学者不得不按照法律上那本不严谨的规定来解释，所以仍然无法走出上面谈到的误区，即由司法人员查证属实的证据是否就可以肯定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的问题。如果你说“广义证据”或“证明材料”只要一经过审判人员的“加工和提炼”，就都变成了属实的证据，那么这审判人员的手可真堪称“点石成金”之手了！如果你把这说成是审判人员的专利，那么其他司法人员以及仲裁、行政执法、纪检、监察等人员会有何感想呢？笔者认为，无论你称它为“狭义证据”也好，还是称它为“证据事实”也好，其实都不能保证审判人员在审查评断证据的时候绝对不出现任何误差，因此其中仍然会有真有假。

此外，上述解释赋予证据一词两个颇不相同的概念，就使得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陷入了“偷换概念”或者违反同一律的尴尬境地，因为诉讼法本身在使用证据这一术语时并没有做出这种区分。法律并没有说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狭义证据”或“证据事实”；也没有说以上“广义证据”或“证据材料”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上述两种解释实际上是说法律起草者在使用证据这一概念时一会儿用的是“广义证据”，一会儿用的是“狭义证据”；一会儿说的是“证据事实”，一会儿说的是“证据材料”。虽然这些学者是想帮助诉讼法的起草者摆脱困境，但是起草者们恐怕很难接这番好意，因为他们绝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起草法律时居然犯下了这种“小儿科”的逻辑错误。

在此顺便说一句，用“诉讼证据”的概念也不能解决证据真假的问题。诉讼证据当然是指在诉讼活动中使用的证据，或者说被法庭采信并用于诉讼的证据。然而，人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诉讼证据都是真实的，其他证据（提出“诉讼证据”概念的人们并没有给出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概念，也许可以称为“非诉讼证据”吧）则有真有假。证据学研究的对象不仅是诉讼证据，也包括非诉讼证据，如仲裁中使用的证据，调解中使用的证据，公证中使用的证据，行政执法中使用的证据等等。人们可以把证据划分为诉讼证据和非诉讼证据，还可以进一步把诉讼证据划分为刑事诉讼证据、民事诉讼证据和行政诉讼证据等等。但是，这些划分的子项都应该具有母项的基本特征。人们不能说诉讼证据都是真实的，非诉讼证据则有真有假。其中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毋庸赘述。

然而，为什么我们在很长时间内未能走出证据概念问题上的误区呢？为什么人们在制定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时候宁肯采取回避的态度也不改变那自相矛盾的说法呢？为什么人们在修改刑诉法时仍然维持原来的表述呢？经过认真的反思，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某些决策者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其中，有些人是无法跳出自己原来的思维定式；有些人是无法丢弃自己的“面子”。一个人一旦形成了思维定式，那确实是很难改变的。我自己也有这种体会。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定式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大，或者说越来越顽固。至于“面子”，那是我们国人最重视的东西。但是，也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很多事情都坏在了“面子”上。笔者以为，此话不无道理。

第二，崇拜权威的思想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在思想界和学术界，我们已经形成了崇拜权威或遵从权威的习惯。我们在论述一种观点时，往往首先不是考虑自己怎么想怎么认为，而是去考虑权威们怎么想怎么认为。在做文章时，也就情不自禁地要去权威的地方引经据典。在这种习惯的影响下，人们自然会遵从法律里面已经有的。由权威人士起草的明文规定，并千方百计为其解说。

第三，我国学者中缺乏批判思维的习惯。我不想说我国的文人有虚伪媚上的陋习，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大多数学者确实缺乏鲁迅先生那种“敢于得罪人”的精神。当我们面对一种观点或者一种理论的时候，特别是面对一种带有权威性的观点或理论的时候，我们往往习惯于首先去寻找其中正确的内涵，而不像许多西方学者那样带着挑毛病的眼光甚至“抬杠”的心态去寻找其中的不合理之处。当我们在撰写文章或者提出一种观点的时候，我们会情不自禁地首先考虑自己说的话是否正确，而且是在别人（当然是重要的别人）的眼睛中是否正确，然后再考虑这是否为自己认真想说的“心里话”。换言之，我们往往宁肯说“对话”，也不说“实话”。说“实话”很可能就要得罪人。得罪了一般文友，便会失去“人和”；得罪了重要人物，还会失去更多的东西。于是，人们在证据概念问题上便采取了回避、迎合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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