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财源仅限于可分配盈余，第 210 之 4 第 1 项规定，在取得自己股份之际，若预测取得时的营业年度终了有亏损之虞的，不得取得自己股份。公司有盈余时就可取得自己股份，并不受财源限制。如果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回购股份同时将盈余部分向股东分配殆尽，无疑是抽逃出资，规避债务的行为。4、程序上的规制。针对公司回购自己股份易使股东平等原则遭破坏这一问题，公司法应对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程序进行规制。首先公司取得自己股份须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为推行股票期权计划回购自己的股份，如果回购价高于行权价，公司承担了成本，使股东可获得的收益减少。其次公司依法用可分配盈余回购自己股份，属于盈余分配事项，依公司法规定当属于股东大会决议事项之一。最后回购股份还会影响股权结构，影响股东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5、证券法律上的规制。证券法第 60 条、61 条、62 条规定的报告书均没有将公司取得自己股份作为应披露的事项。公司回购自己股份并将其回复到已核准发行但尚未发行的状态会减少公司发行在外的股份总数，改变公司股票的供需状况，影响公司资产、资本、现金流、盈余分配等财务状况，对投资者的利益产生影响。并可能使股东的每股收益提升，这些都会影响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为防止公司经营者利用公司回购自己股份之计扰乱证券市场，谋得不当利益，损害投资者的利益。故此证券法律也应对公司回购股份进行规制。首先证券法应将公司回购自己股份的决定作为内幕信息，禁止知情人员利用此进行内幕交易。其次证券法律应要求公司持续披露回购自己股份的情况，使投资者能借此做出正确的投资判断，也使监管者能利用此进行有效监管。最后上市公司欲在证券市场上回购自己股份，应在回购前将股东大会决议的有关回购计划向证监会或证交所报告并予以公告。同时为防止经营者利用此进行内幕交易、炒作公司股票等违法行为，应规定经营者出售行权所获股票的报告制度。
同股同权制约和优先认购权制约。我国《公司法》第130条规定“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必须同股同权、同股同利”。对公司实施股票期权制度而言，公司职员应发行股票期权而持有的股票权力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如表决权就应该受到限制，否则公司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不到分离，公司经营者就有利用自己手中的股票表决权侵犯投资者的利益的可能。
《公司法》第138条4项规定公司发行新股股东大会应当对向原股东发行新股的种类和数额作出决议。即原股东的新股优先认购权 。股东的优先认购权本来是股东平等原则的题中之义，这种平等的待遇实质上体现了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在财产(含股利及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与管理(共益权)诸多方面的利益分配格局。赋予股东优先认购权具有抵消或缓冲新股发行的稀释效应的功能，可以维持股东原有利益分配格局。然而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劳资联合理论”的兴起和职工持股计划的普遍推行，公司激励制度成为了职工分红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少国家和地区纷纷修改公司法，为推行职工持股和股票期权而规定在增发新股时，将股东优先认购权予以排除 。《美国示范公司法》 第6章第30条第2款第3项指出，公司股东对用来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代理人或公司雇员、公司的下属单位或互相掺股公司提供报酬用的，以满足股票兑换权或限价购买股票期权而发生的股票没有优先权。德国股份公司法 第192条第10款规定，股东大会做出有条件增加资本的决议是为员工股票期权的目的或兑换权而发行，此时股东不得享有优先认购权。我国公司法也应引入这一规定，在为股票期权而发行新股时，应排除股东的优先认购权，为股票期权的推行提供股票来源。
（二）法律对股票流通的制约
由于股票期权具有双益性特征，期权人要想实现其股票利益，必须使行权人在行权后能较自由地出售由此获得的股票从而获得差额利益。《公司法》第147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3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并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38条也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买入，由此获得的利润归公司所有。”。再加上《证券法》也规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知悉证券交易信息的知情人员，不得买入或卖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这些强制性规定完全否认了股票期权持有人在等待期届满后、任职期届满前所应享有的，将其行权所得的股票变现的权利，不合理地加重了其所承担的风险。相反地可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1、股票因缺乏流通渠道而无法变现。对转让股票做出限制，则股票期权方案缺乏合理的操作空间，持有人不能及时获取收益，从而使股票期权的长期激励作用受到限制，违背了激励世纪的初衷。2、易产生逆向激励效应。股票期权发挥长期激励作用的机理是，通过行权并在适当时机出售股票而获得收益来激励员工努力经营公司，面对在任职期间内转让股票做出限制，促使他们提早离开公司，恰恰与股票期权的激励初衷相反。我国对其进行限制的原因，在弱效率的市场 背景下防止内幕交易的需要。那么，如何协调股票期权计划与防范内幕交易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在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充分、及时、准确的公布重大信息的同时，为行权者设置“窗口期”。内部人只能在重要信息公布前后的禁行期以外的时间进行股票交易。一方面，取消高管人员任期内禁止出售股票的规定，另一方面，规定在《证券法》第62条规定的“重大事件”及公司年报、中报公布之前及之后的合理时间内，禁止知悉该等信息的期权持有者行权或出售行权所得的股票，若违反此规定，则由公司收回期权或没收其行权所得收益。
（三）信息披露制度的不足
信息披露制度，是指在证券市场上借助各种金融工具向公众筹集资金的公司及相关的个人依照法律规定以完整、及时、准确的方式向所有投资者和整个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地披露与该筹资行为及其持续性身份相关的信息 。目前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存在着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充分以及滞后性等问题，而虚假披露更是成为普通投资者获取公平信息的障碍。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健全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首先，应完善信息披露法规体系。我国《公司法》、《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深、沪交易所的《股票上市规则》以及证监会的一系列通知 中都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提出了要求。这些规定中，缺乏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具体维护措施。其次，要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形成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氛围。执法上的不力只能造成更多有法不依的情形，很难使法律真正发挥其威慑作用。再次，要加强上市公司的自律行为。信息披露制度的规范化，不仅要靠证券主管部门的努力，更要依靠上市公司的自我约束。信息披露的受益者并非只有公众投资者。上市公司自身也可通过规范的信息披露来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最后，加强中介机构行为规范。股东和投资者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包括律师的法律文件、会计师的审计数据及券商的分析报告。中介机构的虚假行为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蒙蔽了股东和投资者的眼睛，使其无法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做出准确预测，从而导致股票二级市场上投机气氛浓厚。可借鉴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追究中介机构和个人责任，加大对公司欺诈行为的惩治力度。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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