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负有“保值增值”的义务。中共中央1999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提出的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概念，同样没有在“自主经营”权利中对应有承担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义务。但2003年《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29条规定：“被授权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应当建立和完善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并承担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这里没有对有关控股企业要求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义务规定。条例第10条对“所出资企业及其投资设立的企业”，仍明确其享有“自主经营权”，但对有关“自主经营权”内容，却并无规定。第11条规定“所出资企业”对其“经营管理的企业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在这里，“自主经营”要保证只盈不亏，即对国有产权“保值增值”，显然是目标而不能做为法定义务。问题是对“保值增值”的职责要求被界定在了不恰当的范围内，即“经营”中的行为和在国有产权转让中的行为是不同的。1994年国有资产管理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第15条对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责任人因“经营管理不善和决策失误或其他主观原因，使国有资产遭受损失的”，责任追究，包括经济处罚和行政处罚“直至法律责任”。1999年财政部《国有资产流失查处暂行办法》第2条对“国有资产流失”定义为“造成国有资产权益的损失”，其第6条规定若干“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包括在资产评估、转让、租赁、股份制改造、中外合资、合作，以及监管部门非法干预企业重组过程中的违规违法行为，但经营者的行为，规定为“不受所有者约束，滥用国有企业经营权”，这显然是对“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其边界和内涵并不清晰。同样带来了对企业规定负有对国有资产确保“保值增值”义务明确上的困难，也就是难以找到“自负盈亏”与“保值增值”二者之间的确切联系。应该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定义是完整科学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和对使企业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的要求也是清楚的，但对企业“自主经营权”附加在经营中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义务，是不符合市场规律和对“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人格的否定，这种义务规定不符合基本法律意义定义上的法人制度，也是不科学的。应该缩小企业承担“保值增值”义务的定义域，即对经营中确保“保值增值”义务加以缺省，而通过出资人职责的加强予以补充。事实上，2003年《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充分体现了这种补充。但该条例对出资人职责与经营者违背有关法人制度法律规则的，与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相关规定不一致，当然，对企业要求其在国有产权转让中确保价值不受损失，是恰当的，而对“增值”的要求，应是经营的目标责任，但不是法律义务责任。
（3）。 监管主体及对应的监管职责应予必要的空缺
2003年《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对出资人职责明确为“政府”及“国资监管机构。”但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却并未具体明确是指哪些职能部门。1991年《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规定国有资产的评估工作，由“国有资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监督”，2000年财政部《关于调整涉及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评估项目管理事项的通知》对“涉及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评估项目”的，规定由“财政部”和“地方财政部门”受理审批。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改革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对国有资产评估，取消政府部门“立项审批”制度而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这是对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的职责缺省。2000年财政部《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工作问题的通知》对“国有股权管理工作”规定由地方财政部门和财政部审核批准，这是对原有规定，如1994年《股份制试点企业国有股权管理的实施意见》中对“国有股权管理事项”规定由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审批变更。原有的规定还见于1994年《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1997年《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股东行使股权行为规范意见》，可见财政部及地方财政部门取代了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监管职责，但2003年国务院《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6条所规定的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授权，“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包括第20条至28条对“企业重大事项的管理”的决定权，其中就有对企业“合并、分立”（21条），国有股权转让（23条）的决定。由此可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是惟一性的“管理监督”部门。但2002年《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第9条对“转让协议”批准后生效的决定权仍规定由“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企[2001]325号）的有关规定报批。”也就是该规定对产权转让的“审批”决定仍归属财政部门。在该条中明确的“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的“审核”权，是建立在前者决定权之上的。2002年《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规定：“涉及国有股管理，由财政部负责审核。”有同样的规定。2002年《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由证监委发布，第16条规定对“国家授权机构持有的股份的转让，或者经行政审批方可进行的股份转让”，规定要“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并没有具体的明确，但确定是在其管理范围之外。1999年财政部《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第11条对经营、国有产权转让、分立、合并等规定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但第24条规定“境外机构”分立、合并、整体出售等，“须报境内投资者审核批准”，第22条关于“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分级监管的原则”，规定“由各级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在这里，国家授权投资的部门和机构，国资委、财政部、经贸委以及政府本身，构成了一个职责交混、权力界限不清，甚至是前后变化很大的监管体系，当然还包括较为外围的证监委、外汇管理局、银监会、保监会、海关等，在此应有的监管主体缺省是：以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为主体，其它皆为次要的可补充的履行部份职责的部门。其中尤其是《公司法》第71条中有关“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的“审批权”，应该缺省。因为既然2003年《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政府”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有关“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即为不必要的设置。
2、产权交易规则之间必要的间隔
交易规则的形成和运行必须具有整体性的有效，否则，在某个阶段或环节上的运行，由于继续下去的阻碍，其有效性将失去意义。在有关国企并购中涉及国有产权的转让，由于环节过多，势必造成连接上的问题，因此，减少环节是势在必行的。另一方面，调整各环节上相关规则的不相连贯之处，使整体性表现出前后一致的效应，也是充分必要的。
（1）。国有产权转让中财政部门的审批应予免除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21条规定国有企业的“分立、合并”，以及“国有股权转让”，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决定”，即由其接受委托代行出资人职责，那么，有关财政部门的“核准”，即财企[2001]325号《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第6条所规定的财政主管机关职责，第9条规定的“分立、合并”的“批准权”，应划归“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有关企业国有资产财务状况监督职责的体现，应做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的“决定”的组成部份，是内部调节问题。同样，“国家授权投资的部门和机构”的“决定权”，也应收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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