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行政机关和行政首长往往部原配合；部内制管理机构法国、德国为代表）即在政府行政系统内设置人事机构，这种体制可防止职权上的矛盾又可避免工作上的重复，事权统一便于合作，从而增进效率。不足是各行政部门人事管理各自为政，管理标准不统一易发生行政首长以亲疏好恶用人；易于折中制管理机构（英国为代表）设置相对独立地人事管理机构，以克服单纯部外制或部内制的不足，兼采两者之长。

　　由于我们主张中国公务员的范围不仅限于行政机关的公务员，还包括人大、法院、检察院，政党以及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各级政协的公务员和国营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在人事管理机构的设置上拟设立隶属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公务员管理委员会。以超然的地位实施对各类公务员的管理。同时在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内分设人事管理机构，以收统一管理和分类管理相协调之效果。

　　（二）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的法律责任

　　为加强对公务员权利的保障，为公务员惩戒设置司法救济的路径。就必须强化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的法律责任制度。我们应当承认在公务员管理领域中德国的“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对中国产生的重大影响，“特别权力关系”是指某一领域的人没有普通人的法律地位，也不享有普通公民的一般宪法权利，国家机关与此领域的人员发生关系从而引发的争议可以不受司法监督。[15]我们必须摈弃将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分为普通权力关系和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事实上德国在1949年的德国基本法的第七条就规定，“所有教育均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第33条规定，“公职的权力必须考虑到官员制度的传统原则，加以明文规定。”到1972年联邦宪法法院的一个关于囚犯的判决彻底否定了“特别权力关系”。而中国在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还作出公务员对行政机关对其任免奖惩等决定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其后的国家赔偿法有了改变，即将制定的公务员法是一个从根本上改变因内部行政人事管理发生的争议，由行政机关系统内部处理的现状的契机。已经到了对于那些影响公务员身份、工资、福利等较重的处分，受惩戒的公务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进入司法程序进行审查的时候了。当然辅之以在公务员管理机构之外设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可以使公务员的申诉权得到更好保障。

　　公务员管理机构违法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突出的体现法的特征，法具有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人人都必须遵守和执行，否则将招致国家的干预，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这是法律区别其他社会规范的最明显的特征。在法的实施过程中，国家机关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必须有法律依据并受法律约束。由于国家公务员管理机关的失职或滥用职权就应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在台湾公务员考试中命题错误即可得到救济。[16]在将来中国公务员法制定后的实施过程中，国家公务员管理机关的考录、培训、奖惩、升降职等活动没有法律依据或未顾及法律约束时，都是违法行为，面对这些违法行为必须追究其违法的法律责任。这样才能使公务员法的实施有保障。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时期，公务员立法处治不同的制度设计和观点，公务员制度的完善亦是一个探索过程，学习国内外公务员管理的法治化经验，以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能力的增强为目标的公务员立法可以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并成为国家法治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期亟一部单行法律所能完成，而是根据各个不同领域的公务员管理的特征分别制定法律规则，并使这些规则相互协调，最终创制出完善的公务员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1] 袁曙宏﹒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读本﹒[M] 北京：法律出版﹒2004﹒311－324﹒

　　[2] 许水德﹒常用考铨法律汇编﹒[M] 台北：台湾地区考试院﹒2001﹒3—324﹒

　　[3] 中国人事部：外国公务员制度﹒[M] 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9－218﹒

　　注释：

　　[1]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78页。

　　[2]《外国公务员制度》，中国人事出版社96年版，第9－11页。

　　[3]同上书，第44页。

　　[4]同上书，第110页。

　　[5]同上书，275页。

　　[6]同上书，319页。

　　[7]同上书，370－371页。

　　[8]同上书，428页。

　　[9]同上书，487页。

　　[10]同上书，第185页。

　　[11]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96页。

　　[12]中国关于公务员的概念基本上与前苏联的定义相同，即所谓：“家工作人员是在国家组织中工作，根据任命、选举或其他法定程序在其中担任职务，享有相应职权……的苏联公民。”参见《苏维埃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13]皮纯协、张焕光：《现代公务员制度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14]中国不实行政党轮流执政的多党制度，故国家公务员亦没有政务类和业务类的划分。一般的理由是：1、我国不存在多党竞争条件下的内阁更替，各级政府组成人员在保证国家行政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上起着重要作用；2、国外政务类公务员和业务类公务员是相互分离的两大体系，而我国各级政府组成人员与其他政府工作人员之间有着紧的联系和广泛的交流。（参见舒放、王克良主编：《国家公务员制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页。）3、根据现行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国国家公务员分为各级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的公务员和其他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各级人民政府组成人员根据组织法由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选举或决定产生，其任期与相应政府每届的任期相同。政府换届后，上一届政府组成人员可在下一届政府中连任，如其不连任下届政府组成人员，可转任为业务类公务员。（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8页。

　　[15]于安：《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32页。

　　[16] 蔡文斌：《命题错误的行政救济》（《考试院侧记》）（第三辑），黑潮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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