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行的国家赔偿法进行系统而有重点的修改，将行政指导行为的损害赔偿纳入其中。

　　笔者认为，至少在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行政机关应当予以赔偿：（1）行政机关采取或变相采取了强制措施迫使当事人听从、配合行政指导，致使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的；（2）当事人听从、配合行政指导后，由于行政机关随意改变或否认该行政指导行为，致使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的；（3）行政机关由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而作出错误的行政指导，致使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的。[15] （六）完善行政补偿制度与行政指导救济行政补偿又称为行政损失补偿，是指行政机关的某些合法行为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失后由前者负责予以适当弥补。其主要法律特征有三：一是从形式上看行政机关的行为合法；二是该相对人受到特别损失；三是存在损害后果且与该合法行为有关。行政补偿制度肇始于法国，以后英、美、日等许多国家纷纷效法，现在已成为一种通行的救济制度，并普遍通过立法加以规范。行政补偿制度的产生是国家责任演变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进步，其理论依据先后有“国家恩惠说”、“权利保障说”、“特别牺牲说”等等。就行政指导而言，也存在相对人听从合法适当的行政指导后因此产生了较大的损害后果（特别损失），作为指导方的行政机关应根据公平正义原则予以适当补偿的情况。例如相对人听从行政指导去紧急抢救公共财产而受到人身伤害和利益损失，作出了特别牺牲，就理应得到行政补偿。故建立健全相应的行政补偿制度，对于行政指导的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

　　乘着2004年修宪已将私产和土地征收征用补偿明文载入宪法之机，应大力完善我国行政补偿法制，包括通过修改国家赔偿法更明确地规定行政补偿制度，或专门制定出我国统一的国家（行政）补偿法。在行政指导制度和行政补偿制度都远不完善的我国，完善行政补偿制度对于行政指导法治化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1] 例如教育部2003年4月28日公布的《对“五一”期间高校学生活动安排和学生管理工作的指导建议》，卫生部4月29日公布的《公众预防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指导原则》，国家质检总局5月15日公布的《过氧乙酸消毒液安全使用指南》，北京市裕中西里社区民警张岩同志专门到本社区内非典疑似人员王某夫妇家反复劝说他们去医院隔离就诊而后者终于接受劝告，等等。这些应急性的行政指导措施与一些行政指令措施配合运用，收到了特殊效果和积极反响。

　　[2] 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3），页578.

　　[3] 事实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大陆法国家通过专门的行政程序立法来规范行政指导行为，已体现出一种以程序约束方式来实现行政指导法治化的思路。例如，日本于1993年、韩国于1996年通过的行政程序法，都以专章（分别为第四章和第六章）规定了有关行政指导的问题，其做法值得研究和重视。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部分专家起草的我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中，也专门设了一章来约束行政指导行为。

　　[4] 1999年11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俗称“98条”）第1条第（4）项，就“行政指导行为”能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作出了规定，这是在我国法律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行政指导行为”的提法，表明行政指导已成为正式的法律用语。尽管所作的是一种排斥性的规定，尚不能较直接、便利和制度化地对行政指导行为进行充分有效的诉讼救济，但这一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司法解释毕竟留下了扩展解释和再发展的余地，对于行政指导制度的发展及其法治化进程具有不可小视的特殊意义。

　　[5] 当然，如果行政机关履行了法定职责并尽到了注意的义务，只是由于一般意义上的有限理性（科学认识过程中某一阶段客观存在的普遍认识局限本身的原因）导致的指导失误，则可减轻其责任，因为这理应属于各方均应承担的社会成本。

　　[6] 曾闻这样一个案例：陈先生打算到某地某经济开发区去投资开办一个电子企业，前往咨询有关政策时，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劝说陈先生放弃此打算，建议他投资开办机械加工企业，称该开发区鼓励发展机械加工企业且有许多优惠政策；但陈先生接受建议开办机械加工企业后，不仅未能享受到优惠政策照顾，且因当地由于电力短缺出台了许多限制机械加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相对而言对电子企业影响不大），导致该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当陈先生前往交涉时，该公务员却否认作过上述劝说和建议（当时只是口头交谈，陈先生没有获取该公务员代表开发区进行劝说和建议的书面意见）。行政相对人信赖政府机关而听从其意见从事某种活动获得或理应获得的利益，却因政府机关的指导失误遭受损害，同时因行政指导者出尔反尔遭致重大的心理伤害。对于行政相对人的这种双重损害，同时也损害了政府的信誉，其全部责任理应由指导方承担，这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要求。

　　[7] 这些行政指导判例很多，其中主要包括：1.广冈隆等人编《行政法判例》（有斐阁1987年新版）一书第五部分收入并讨论的4个行政指导判例；2.关哲夫著《行政指导》（行政株式会社1991年初版）一书收录的100个行政指导判例；3.施瓦茨著、徐炳译《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关于非正式裁决部分所讨论的3个行政指导案例。

　　[8] 行政不当行为也称不良行政，对它尚无非常明确的法律定义，大致包括行政过程中行政一方的偏见、疏忽、迟延、刚愎、专横以及其他不公平、不合理的行为或不作为。这类情况往往难以在法院立案受理得到司法救济，也使得行政监察专员发挥特殊的监督和救济作用有了相当的空间。

　　[9] 参见监察部外事局编：《外国监督制度与实践》，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页117，页162.

　　[10] 行政苦情制度中的“苦情”一词源自日本。在日语里，“苦情”具有不平、不满、抱怨、牢骚、委屈、怨言等多种含义，相当于汉语的“怨情”。日本的行政苦情制度富有特色，在许多中央和地方行政机关都设立了专门的苦情处理机关和苦情商谈委员。苦情在各国行政活动过程都是大量存在的，但传统的行政法律制度对此缺乏有效救济。我国行政实务中现行的各种信访、上访接待、首长接待、申诉、投诉等制度与广义的行政苦情制度比较类似，但法定化、规范化和有效性不足，需要进行系统配套的法治化改造来提高法律救济制度化水平。本文后面对此作了阐述。

　　[11] 参见南博方撰：《日本行政法的现状与课题》，载《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杨建顺译；季卫东：《中国法文化的蜕变与内在矛盾》，载北京大学法律系法理室编：《法律社会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页238.

　　[12] 我国政府信访工作多年来在维护社会稳定、改善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社会转型发展进程中，各种利益矛盾突出，信访事件数量大、范围宽，信访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机遇，亟需系统深入地研究并加以法治化改造。具体而言，可有组织、有计划、分步骤地加强政府信访工作的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存在的政府信访工作法律定位不明、主观随意性大、权威性不足、职权和职责不落实等问题。改造后的政府信访机构应具有沟通、咨询、解释、指导、劝戒、建议、调查、协调、服务、投诉、公布事实等职能，同时完善相应的程序制度，使其能够解决一般的行政申诉并予以相应的权利救济，包括对于行政指导行为的行政申诉与救济，逐步做到政府信访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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