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偿付甲相关预得利益4000元”的内容已经生成为司法信息商品，双方完成了商品交易行为。
　　（三）法律操纵技巧的异化基于司法资源交易双方的信用关系而被隐蔽。信用交易是司法资源交易行为中最为普遍的一种交易方式，一般是指交易双方或经由中介方在相互利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以延期付款或预收酬金进行司法信息商品买卖的交易方式。这种交易的基本方法有：1、延期付酬金交易。交易双方或经由中介方进行交易时，由卖方去实现或完成买方的交易目的和要求后，再由买方支付酬金。2、预付酬金的交易，指交易双方或经由中介方进行交易时，由买方先支付酬金，再由卖方去实现或完成买方的交易目的和要求。此种方法有激励、调节作用，能够提高交易效率，但买方一般要承担交易失败的风险。上述两种交易较为普遍和易于理解，不再举例说明。只是有时交易的时间跨度比较长，交易的内容较为复杂、隐蔽，不易发现或识别其中存在着法律操作技巧的异化问题。
　　
　　3、导致法律方法异化的制度性诱因
　　
　　具有司法资源市场化配置性质的司法管理制度或规则是正常司法管理制度变异、退化的衍生品，是司法管理机制中的病灶和毒瘤，对法律方法异化的发生没有起到抑制、削减和清除作用，反而起到了维护甚至是促进作用，从而导致司法方法的制度性腐败。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财务管理方面。法院为解决自身财政困难的问题，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施案件诉讼费包干、案件诉讼费提成、案件诉讼标的额提成等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院系统的财政困难，但使得基层法院俨然成了一个个赢利创收的企业，法院系统的企业化管理蔚然成风。现在诸多司法腐败的症结都根源于此。
　　（2）案件数量管理方面。为了激励法官的工作积极性和提高法院的工作量，从9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又逐步实施办案数量定额、办案数量指标化、案件数量提成等管理制度。上述管理制度或措施从根本上损害了法院中立、诚实的良好工作传统，助长了形式主义、实用主义，致使各种拼凑和虚报案件的行为泛滥成灾。
　　（3）案件及其相关信息的配置。案件资源是司法资源中的基础性资源，它对于司法商人而言，就是权益和财富。不合理，不科学的司法资源配置制度使得司法商人充分利用制度的缺陷或漏洞，视案件的可交易性最大限度地索要或换取各种权益，以手中的案件为筹码同社会各界人士保持相对稳定、良好的互利关系，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承揽众多案件。
　　（4）司法权力资源的配置。主要是指司法权中的审判权、执行权等权力的配置问题。在整个司法权力的运作过程中，审判权和执行权的配置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在法院的具体工作中，因司法权力配置不合理、不公正而产生的低效或无效配置不仅会导致司法权力独断，还会导致司法权力的过分细化、分化，甚至演化成搞权力平均，大大增加了司法资源的交易机会，从而加重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这种现象就如同市场经济中的垄断利润平均化现象。也就是说，在司法权力交易的运作配置中，似乎也存在一种司法资源垄断利润平均化的趋势。
　　（5）人事任免管理方面。现行法院人事管理制度存在许多弊端，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法官实行行政化、利益化管理，这不仅会影响、损害法官应有的司法品格和职业特性，还会为司法商人的产生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对司法资源本身实行市场化配置，仅是为法律方法的异化与司法资源的交易提供“商机和条件”，并不必然导致二者互动互利下的司法方法的制度性腐败，而对法官本身实行市场化配置和管理时，便可以直接导致司法方法的制度性腐败。这是因为，对法官本身实行市场化配置和管理的实质是在制造司法商人，这正是导致法律方法异化的根本原因。
　　
　　4、法律方法异化的危害后果
　　
　　本文仅就由于法律方法异化产生的阶段性恶果，简述如下：
　　恶果之一：上诉、申诉、累诉、缠诉案件增多。带有司法资源交易性质的结案方式，使得当事人普遍认为案件具有可变性。只要在法院“有人”，能够疏通关系，案件就有变化的“余地”。因此，当事人为了案件具有的“余地”能够为自己所利用，便四处活动，托人求情，使尽各种手段和方式拉关系走门子，以图交易目的的实现。致使上诉、申诉、累诉、缠诉案件逐年增多，一些案件常常会被“有关系”的当事人“跑”变了味，成了错案。神圣的法律就这样慢慢地丧失了尊严、稳定和公正。
　　恶果之二：法律工具主义泛滥，法治信念丧失。由于法律的“可操作性”得到广泛的认可，它的短期社会效应发挥到及至状态后，其内在的弊病必然开始全面发作。首先，对于公民而言，他们会逐渐认识到法律只是法官用来处理纷争的“工具”，使用“工具”的力度和幅度，不在于“工具”本身的规定性，而是取决于他们与法官这一“工具使用人”之间的关系。其次，对于法官而言，代表公平与正义的法律，成为他们谋生和发展的手段，他们在适用法律时，不是考虑将法律本身蕴涵的公正信念、精神原则加以体现和弘扬，而只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的工具性作用。从而逐渐丧失对法律职业的神圣感，丧失作为法官所应有的法治信念和社会责任心。从根本上降低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动摇全民的法治信念，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和社会财富。
　　恶果之三：一个不能持续给社会带来公正与效率的审判机制，势必会迫使新的纷争解决机制产生。在新的纷争解决机制产生的过程中，除非我们又建立起更加公正、更加有效的机制，否则，社会的大量纷争在自我整合的过程中，就会自行寻求应急的新解决机制。现实中，这些的新解决机制，除了一些正规的民间调解组织起到了良好作用以外，其他的大多发展成为社会的毒瘤，严重阻塞了当事人的合法救济途径。如具有黑社会性质的讨债公司或集团等。
　　恶果之四：司法活动具有的化解社会信任危机的功能丧失。司法资源交易行为和法律方法异化使社会信任的最后救济和保障渠道上充满了便道和漏洞，使那些寻求救济的人们相信的是关系、权力、金钱，而不再是法律本身。司法资源交易信息的传递和扩散，使人们普遍认为司法资源交易行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对社会关系能够起到调和作用。殊不知这种调和作用在给社会带来极短暂的、表面的平和以后，接着所引发的诸多弊端却在根本上加深了社会信任危机。
　　5、结论
　　
　　通过本文的论证，可以明确，在具体的司法实践活动中，法律方法的异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探究法律方法异化现象的产生根源，可以明确，其生成于可为司法商人提供高额垄断利润的司法资源交易运行机制，而不单纯地取决于司法商人的主观意愿；探究法律方法异化及其危害的意义，可以明确，司法资源市场化配置下的司法实践活动终究会衍变为一种合法外衣下的非法活动，明确真正危害国家法治大厦的不是外在的风沙雪雨，而是那些隐藏其内的变质的、腐朽的基石。
　　
　　参考文献
　　
　　《法治与法律方法》陈金钊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98页。现在对法律方法的论述很多，如陈金钊、谢晖主编的《法律方法》，葛洪义主编的《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刘治斌的《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方法问题》，孙笑侠的《法律家的技能与伦理》，张保生的《法律推理的理论与方法》等等，但都无一例外地认为法律方法一定与法律目的相符合，在司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一定是积极的，具有的功能一定都是合法性的。这些观点都是对法律方法的形而上的认识和理解，忽视了法律方法的现实性和主观性。
　　对我国法学界在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研究上存在的一些误区，已有学者从理论法学的角度提出质疑。详见林来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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