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范围内对知识产权实行统一保护。但无论哪种保护都没有突破或否定地域性，而是建立在充分尊重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的基础之上的，是与地域性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从“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及《世界版权公约》都确立的所谓“国民待遇原则”和“独立性原则”可以得到说明。尽管在具体细节的规定上存在某些差异，而对商标权适用“独立性原则”的时候尚存某些例外，但一般说来，上述公约中的这两项原则，要求在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的取得和保护方面，缔约国间应相互给予对方国家的公民和法人（或作品）以同内国国民相等的待遇；而且各缔约国都是依据其内国法的规定来决定对其他缔约国国民的发明创造、商标和作品是否给予保护和给予怎样的保护。在这里，国民待遇原则同独立性原则是相互关联的，国民待遇原则是一个前提，独立性原则则是一种具体安排，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对于外国的发明创造人和著作人同内国的发明创造人和著作人一样，适用内国的知识产权法的有关规定。不难看出，这两个原则的确立是以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地域性为依托的。[⑥]在客观上，它们起到了进一步确认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的作用。而上述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意义，只是为一国国民的智力成果在他国取得知识产权提供便利，创造条件，或者说是为缔约各国相互保护对方国家国民的智力成果规定了义务，而各缔约国在履行这种义务、实施这种保护的时候，其直接的法律依据仍然是各缔约国的国内法，发明创造人和著作人由此而取得的知识产权仍然是各缔约国国内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而不是“国际知识产权”。简言之，依据条约规定，各缔约国有义务对符合其国内法规定条件的来自其他缔约国的智力成果，给予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使之在该国得到承认和保护。在这里，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国际性是并行不悖的。因为，所谓“地域性”，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是指在一国境内根据该国法律取得的知识产权，只能在该国境内有效，受该国法律保护，它不具有域外效力，不能得到其他国家当然的承认和保护，在其没有取得知识产权的国家，人们可以随意利用已知的智力成果，而不受法律追究；而这里的所谓“国际性”，是指同一智力成果通过国际条约规定的方式，在许多缔约国依各该缔约国的国内法取得知识产权，从而在这些国家都获得保护。可见，贯穿于“地域性”和“国际性”当中的共同因素，是各有关国家国内法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即使在已经具备了“国际性”的情况下，“地域性”仍然是知识产权的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对知识产权的区域统一保护制度，也只是使一项知识产权的有效地域扩大了，而不是使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消失了。就《欧洲共同体专利公约》、《比荷卢统一商标法》和《班吉协定》中的跨国著作权法而言，虽然它们所确立的知识产权超越了一国范围，因而被有的学者作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被“突破”的例证，[⑦]但是，我认为，从本质意义上讲，这些事实的出现并没有否定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因为，这些法律尽管是跨国的，但却又是“区域”的。依据这些法律所取得的知识产权，充其量不过是在该区域范围内有效，超出该区域范围，它仍然是无效的。而且，在冲突法领域，“国家”是有着特殊含义的概念，它并不象在国际公法领域那样须以主权为要素，其空间范围也不是以领土疆域为界。冲突法意义上的“国家”是指“法域”，即法律效力所及的境域。这个境域，可以小于主权疆界，如美国的州，加拿大的省；也可以大于主权疆界，如欧共体，比荷卢经济联盟：其范围大小悉由法律的空间效力来决定。[⑧]当然，法律的空间效力取决于“主权国家”的意志，但它毕竟是可以同主权疆界相区别的——一个主权国家可以将其领土划分为若干法域，也可以同其他主权国家进行磋商，签订对各该主权国家都有约束力的条约，从而使该条约的法律效力及于各该主权国家，换言之，就该条约而言，各该主权国家共同构成一个“法域”。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虽然在其一般意义上是与主权疆界相联系着的，但当其进入冲突法领域或从冲突法角度对之进行研析的时候，就必须超越这个一般意义，而以“法域”的标准加以衡量。如果这种认识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所谓《欧洲共同体专利公约》，《比荷卢统一商标法》和《班吉协定》中的跨国著作权法，便不是“突破”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而只是使地域的涵盖扩大了，即从一个国家的范围扩大到缔约各国的范围。或者说，这些法律和由其产生的知识产权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有效的，而这些国家共同构成了一个“法域”。但是，在这个“法域”内有效的知识产权，在其他“法域”并非当然有效。因此，即使在上述区域性知识产权立法出现的条件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依然是存在的。


进而言之，如果将来能够产生一部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受的知识产权统一实体法的话，那么，据此产生的知识产权固然不再具有地域性，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知识产权”，其成立和保护都以统一实体法为根据，但是，在那种条件下，知识产权便不再是冲突法所需要关心的问题，因为，那将意味着在知识产权领域已经消除了法律冲突，并且不会再产生法律冲突，各国（法域）知识产权法的差异及其地域属性也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没有实际意义。所以，即使那种情况出现，也不会成为否定上述看法的理由。

二、知识产权与法律冲突

如果从“严格的地域性”这一特征出发，我们很难把知识产权同法律冲突联结起来。因为，所谓法律冲突，是指对于同一民事关系因所涉各国立法不同且都可能对它进行管辖而产生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法律冲突的出现，除了应具备民事关系中的涉外因素，各国民法对同一问题的规定存在歧异等条件外，还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就是各国承认外国民事法律的域外效力，即承认外国民事法律可以在内国发生效力，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调整在内国出现的某些民事关系。就知识产权来说，各国有关知识产权的立法固然存在着许多差异，而在其法律关系中也会存在某种涉外因素，但是，由于知识产权法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所以，一项知识产权关系即使涉及几个国家，也不会出现所涉各国立法都主张对之加以管辖的情况。[⑨]这就是说，由于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是具有严格属地性质的法律，所以，在知识产权领域便不会产生法律冲突。可以说，这种看法直到现在仍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而且也符合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现状。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在相互联系中不断发展变化运动着的。就知识产权而言，它从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到可以获得许多国家的保护而具有国际性，这是一个变化；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从仅仅保护内国人的智力成果到对外国人的智力成果也给予保护——无论是基于条约义务，还是基于内国法本身的规定，这也是一个变化。[⑩]
这表明，知识产权及其立法也是在发展变化着的。这种变化的动力，一是各国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需要，二是国家间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需要。这种变化的趋势，是使知识产权及其立法愈益国际化，逐渐突破其地域性或扩大其有效的地域范围。[①①]


地域性并不是知识产权本身不可缺少的属性。如前所述，尽管地域性从知识产权制度出现的那一天就伴随着知识产权，并且在后来的历程中又得到“强化”或“确认”，但是，这些都是人为的，是人的意志在起作用，是人们不允许或不承认知识产权及其立法具有域外效力，而不是它们本身不能具有域外效力。“地域性”，是外部环境加于知识产权及其立法的，而不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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