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

　　[19] “封建主义隐含着政治义务的契约基础和这样一个原则：法律和政府必须伸张正义。从原则上说，人民可以不服从非正义的统治者，因为他违反了契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

　　[20] 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5页。尽管“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存在过”，但国际关系基本上如此。同上书，第96页。

　　[21] [英]洛克：《政府论》（下） ，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页。

　　[22] 同上书，第6-8页。

　　[23] 部分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7页。

　　[24]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25] 有限政府要求政府权力来自人民授予、权力实现最终得到人民同意、权力直接依据宪法或法律、政府任期期限确定和届数限制。毛寿龙、李梅：《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26] 参见徐昕：《论私力救济》，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六章。

　　[27] 我国法律并无禁止私力救济的规定，所谓（原则上）禁止私力救济主要见于学者论述。

　　[28] 参见[日]田中英夫、竹内昭夫：《私人在法实现中的作用》（5-7），李薇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第2号，第267-331页。

　　[29] 这一提法借鉴了何怀宏底线伦理的概念，参见何怀宏：《底线伦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0]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9页。

　　[31] 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载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2000年版，第1、52页。

　　[32] 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第8页。

　　[33] [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冷静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385页。

　　[34] 如拒不执行法院裁判罪以原判正当为要件，如“原判决不当，以致造成无法执行，应当按审判监督程序对原判决作适当改变，不宜认定当事人有罪”。在认定脱逃罪时，“未决犯脱逃必须是真正构成犯罪的分子，才能认定为脱逃罪，如果没有犯罪的人脱逃，不能定脱逃罪。”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548页。

　　[35] 如葛行军、黄文艺：《当事人处分行为必须合法》，《法制日报》2002年1月7日。

　　[36] 如乔玉华、朱春涛：《也说判决书能否“拍卖”》，《法制日报》2002年1月28日。

　　[37] [美]马里奥·普佐：《教父》，周汉林译，译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38] 例如，《侵犯幼童20年竟无罪释放，英国色魔被开枪打死》，《南方都市报》2000年2月20日。

　　[39] 诉讼时效切断了司法救济与权利的关联，但对债权人而言它不公正，尤其是我国诉讼时效短，大量债务短期内消灭，有“恶法”之嫌。法律不保护自然债务，债务人可自愿履行。但债务人怎么可能自愿履行？除非基于误认或适当压力。所谓适当压力，指债权人通过交涉和适当强制令自然债务得以履行。若自然权利人通过私力救济（如通过领导施加压力，在债务人处以自杀相威胁）回复权利，且未采取暴力，若秩序已回转，即便有所出格（如敲锣打鼓紧跟债务人），国家也应考虑默认其正当性。毕竟法无明文禁止“自然债权人”通过私力救济手段追债，尽管法律也决不会授权。

　　[40] [美]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8、43页。

　　[41] Neil Vidmar， “Retribution and Revenge，” in Joseph Sanders  V. Lee Hamilton， eds，Handbook of Justice Research in Law，（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2001）， pp. 31-63.

　　[42] 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第238页。

　　[43] 参见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4] 洛克：《政府论》（下），第133页。

　　[45] 《塔吊闹剧可能扰乱公共秩序，乱跳塔吊将受罚或被拘》，《京华时报》2002年7月30日。

　　[46] 参见，《南方都市报》2003年1月7日。

　　[47] 英格兰1882年废除这种埋葬方式，1961年自杀不再视为犯罪。[英] 戴维·沃克主编：《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866页。中世纪德国对自杀者惩罚类似英格兰，1813年《巴伐利亚刑法典》颁布后这种处罚逐渐消失。欧洲对自杀态度改变很大程度上源于孟德斯鸠、伏尔泰、贝卡利亚和霍默尔的倡导。如今对自杀不处罚已广为承认。[德]弗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

　　[48] 我实在想不出一个中国式的替代词，或许上帝已侵入中华文明。

　　[49] 自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甚至是对正在解体的社会的反应。参见[法]涂尔干：《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50] 参见[美] 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9-20、29页。他还提出法社会学所谓“鼓钱包理论”、“可怜的原告理论”与事实不符，令人同情的原告其实最不利。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第31-32页。“法律最为声名狼藉的一点在于：它赋予富人比穷人大得多的权利。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法律的基本功能。”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第96页。

　　[51] 此种艰难，如见，《奔波三千里、忧愤两百天——民工卢连庆讨债记》，新华网北京2003年1月12日电。

　　[52] 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第229-231页。

　　[53] [英]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范悦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54] 如赵承寿：《论司法裁判的合法性》，《法律科学》，2002年第3期，第15-22页；翁晓斌：《论民事审判的正当性》，《现代法学》，1999年第2期，第73-77页。

　　[55] 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56] [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57] “在对外保有威信，对内坚如磐石的国家再也没有比国民法感情更宝贵、更需要培育、奖掖的财产了……只有每个人的健康的法感情才是国家力量极为丰富的源泉，得以自立于国内外的确实保障。法感情是整棵大树的根，当这根不发挥任何作用时，它将在岩石和不毛的沙地上枯死，其他一切将归为泡影。” 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载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第39页。

　　[58] [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5页。

　　[59] [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版，第171-172页。

　　[60] 关于公力救济正当性的议论还会引发什么是法官的论题。试问：中世纪宗教法官以神之名义烧死无数异教徒，纳粹法官以法律名义裁判无数犹太人死刑，极权国家法官随意施罚，这些是法官吗？在我国，难道经法定程序任命、有权审理案件的审判人员就必定是法官？他或许是从其他机关调入的一名官员，除直观感觉和误解外对法律一无所知；他或许是一位司机，因为多年来为领导辛勤服务而调入审判庭；她甚至只是因为与领导关系亲密而被安排到法院。

　　[61] [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一），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4-125页。

　　[62] 戴维·沃克主编：《牛津法律大辞典》，第342页。

　　[63] [英]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64] 王政勋：《正当行为论》，第400-410页。他分析的是“自助行为的手段”，就广义私力救济来说，论述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手段相当性的著述较多。

　　[65] 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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