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以防止不法行为发生时，才可介入，否则，就不应将该不法行为犯罪化。就侵占遗失物的行为来说，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遗失物拾得制度，尽管十多年来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其缺陷也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拾得人永远不能取得遗失物的所有权；没有统一、明确的遗失物管理人；未规定拾得人有报酬请求权。有论者认为，民法通则规定的该遗失物拾得制度是在高度计划经济形势下制定的，在现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应充分考虑公民的道德状况及对合理利益的要求，对该制度予以完善。（注：赵启旭：《我国遗失物拾得制度的缺陷》，《检察日报》1998年9月14日第3版。）因此，在现行的遗失物拾得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在不知民法通则对违反该制度的行为人予以民事制裁是否充分有效的情况下，欲将侵占遗失物的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犯罪，是不合时宜的。所以说，刑法未将侵占遗失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刑法体系与民法体系相协调的结果。

　　三、作为大系统的刑法体系功能

　　相对法律体系而言，刑法体系是小系统；相对其组成要素而言，刑法体系又是大系统，组成要素便成了小系统。系统论认为，刑法体系作为一个系统，如要发挥其最佳功能，既要与外部条件相适应，又要使内部各要素和谐一致，不能相互矛盾、相互干扰，使之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依照系统的运行轨道运行。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的刑法体系是由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三大部分组成的。刑法体系作为大系统，按系统论的要求，就应该将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这三个小系统协调起来，使之和谐一致，从而取得各个小系统在孤立状态下所不具有的整体功能。这里的关键还是结构问题。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明确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这三个小系统的区别与联系。一方面，刑法典与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之间有着不同：从主体方面来说，刑法典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和修改的，是基本法律，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效力；而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其效力低于刑法典；从内容方面来说，刑法典是全面规定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理原则，以及关于具体犯罪和具体法定刑的规范体系，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而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则只是对刑法典的修改和补充，不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从适用范围方面来说，刑法典适用于国家主权领域内所有的人与事，是常态刑法、原则刑法；而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只适用于特定的人、事、时、地，是非常态刑法、例外刑法。（注：鉴于我国实行“一国两制”及其他特殊情况，本文所指我国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均指大陆地区的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并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刑事法律。故上述刑法典与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之间在适用范围上的关系也仅限于大陆地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在内。）从约束力方面来说，刑法典规定的原理原则不但对自身有约束力，而且对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也有约束力；而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所作的规定对刑法典不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之间，尽管在制定主体、立法内容、适用范围和约束力等方面均相同，但也存有区别：从表现形式上来说，单行刑法是一部专门的刑事法律文件，能够独立存在；而附属刑法必须依附民事、行政、经济等非刑事法律，不能独立存在。从内容上来说，单行刑法是集中规定某一种或几种犯罪的，而附属刑法仅是非刑事法律中所附加规定的一部分内容。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之间既有不同、独立的一面，更有以刑法典为核心的相联系的一面。因而，作为大系统的刑法体系，在协调内部各小系统时，就必须考虑这一点，否则，如果在结构中将各小系统肆意组合，就会打乱各小系统之间应有的联系和制约关系，因而就可能从根本上影响自己整体功能的发挥。

　　明确了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区别与联系之后，再来看刑法体系的结构。从可能的组合来看，刑法体系的结构大致有这么两种：一是以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为核心、以刑法典为补充；二是以刑法典为核心、以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为补充。第一种结构，如前所述，与刑法典应有的性质和地位不相符合，如果以此来架构刑法体系，必将造成本末倒置的现象，最终损害法律的权威。鉴于这种结构无甚积极意义，故本文对其不加探讨。第二种结构，反映了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性质、位和联系，是当今刑法体系结构的最佳模式。作为大系统的刑法体系如要最佳发挥自己的整体功能，就应该而且必须建立这种结构。遗憾的是，我国刑法立法的实践却还缺乏这种认识，以至立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非常类似于上述第一种刑法体系结构所造成的问题，尽管在程度上前者远不及后者。有鉴于此，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充分认识并发挥刑法体系作为一个大系统对其内部各小系统的统率整合作用，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认识到刑法体系应建构的最佳结构模式，也即认识到刑法体系应建构一种以刑法典为核心、以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为补充的结构；第二，更重要的是，应充分展示刑法体系是如何维护这种结构、从而使各要素之间协调统一的。关于第一点，本文上述部分已作了阐释，兹不赘言。本文以下部分将对第二点作详细探讨。

　　刑法体系如何维护以刑法典为核心、以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为补充这样一种结构呢？方法不一。但笔者认为，以下两点应加考虑当不为过：

　　（一）立法内容应协调

　　本文在第二部分也曾论述过立法内容应协调的问题，但那是以刑法体系是法律体系的一个小系统的“身份”来说明整个刑法体系应与民法体系等其他体系相协调，从而使法律体系的整体功能得以最佳发挥方面来说的；或者换句话说，那是刑法体系自己作为一个系统，要与外部环境相适应这方面来说的。本文此处的“内容应协调”，是指刑法体系作为大系统应使其内部和谐一致而在内容上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内容应协调，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内容必须与刑法典总则相协调。刑法典总则的规定相当周密详尽，且具有严谨而完整的体系。它规定了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犯罪和刑罚一般原理原则，并适用于任何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据此，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都应遵循刑法典总则的这些规定，不得与之相悖，这是一条总的原则。但这当然不是说，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要对刑法典总则亦步亦趋，绝对不能作任何总则性的规定。事实上，按刑法典第101条的规定， （注：该条是这样规定的：本法总则适用于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也可作某些只适用于特定的人、事、时、地的总则性规定，如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13条第2款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进入我国领域的，“我国司法机关有管辖权，除依照我国参加、缔结的国际公约或者双边条约实行引渡的以外，适用本决定。”这就表明，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我国当时的单行刑法增加规定了可兼采普遍原则这一总则性规定；再如1988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第27条规定：“军官犯罪，被依法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和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由法院判决剥夺其军衔。”“退役军官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剥夺其军衔。”相对当时的刑法典而言，这是由附属刑法增加规定了一个特殊的剥夺军衔的附加刑。问题是，允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可以作某些总则性的规定，并不等于允许其可以任意规定，否则，它们将严厉冲击刑法典，从而有使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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