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社会发展必需的行为所蕴涵的巨大危险性，使得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保障国民人身生命、健康、财产以及环境安全需要之间产生矛盾，将日益尖锐化。如何合理借鉴国外刑法理论中“危险分配”的理论，是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对于危险分配的理论，要正确处理保障发展与保卫安全这两者间矛盾，决定于寻找一个适当的结合点，即正确的价值评判。“这种价值取向将对过失犯罪中的危险分配发生重要的和直接的影响。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必然会迷失方向，导致危险分配的分配失衡和判决的不公正。”（注：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根据1997年刑法修订），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68页。）

　　当然，我们借鉴、研究危险分配的理论，不仅仅是为合理、正确地确定注意义务的范围，从而公正地适用法律，也应当是“由此可能实现消除危险”，促进社会的发展。根据危险的分配确认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的分担，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需要明确：

　　第一，该种危险必须是“经验性”的。所谓经验性，是指根据社会实践参与者在客观上对危险的发生有预见可能性。经验证实该类活动确实存在着实害发生的危险，才需对参与者的注意义务实行分担。如果，某种危险只是抽象性的无具体实害结果发生的不安感的危险，也就是说参与者在客观上对危险发生不具有实在的预见可能性，则不能以危险分配确认参与者的注意义务。例如，首次的实验性生产作业中发生的严重伤亡事故，如无经验可言，实害发生的可能性尚无法预见，就不宜以危险分配来追究有关人员的过失责任。

　　第二，实施的行为的危险性，必须是被社会所允许的危险的范围之内。即该类活动虽具有巨大的危险性，应对社会发展有益时，才有适用危险分配确认参与者注意义务的必要。如果行为本身是非法或者是为牟取私利不顾公益和他人利益，就不宜以本意是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危险分配来确认其注意义务。如，违章携带易燃品上火车，被其他乘客不小心引燃，造成重大伤亡事故，则不能以危险分配来确认其他乘客、司乘人员的注意义务。

　　第三，应根据危险性的程度合理地确认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的广狭。例如，在火车与汽车发生相撞的责任事故中，因火车具有更快的速度、更大的惯性和制动后不易立即停止的较大危险性，因而相对于火车司机应承担的注意义务而言，汽车司机应承担范围更广泛一些的注意义务。

　　第四，应当从消除、减少危险发生的目的出发，依据依赖原则合理地确认参与者的注意义务。例如，行人与汽车司机之间的注意义务，根据危险分配的目的，从行人一方来说应承担遵守交通规则，不妨碍汽车正常行驶为目的的防止危险发生的义务；从司机一方来说，应承担遵守驾驶规则、交通规则，以保障汽车能正常行驶为目的，消除、减少危险发生的注意义务。

　　此外，如果参与者在参与危险活动中本身对危险的发生不可能采取任何避免措施，则对参与者来说，不能依据危险分配确认其承担了注意义务。例如，对手术中的病人而言，手术中失败的责任无论如何病人不能承担。当然如是在手术前，或者手术后有应当由病人承担的注意义务，如不遵照医嘱，由此而引起手术失败，造成医疗事故，病人自应承担违反相应注意义务的责任。该种情况不同于对危险发生不可能采取任何避免措施，而不分担注意义务的原因在于，参与者具有注意能力。

　　三、信赖原则在过失中的意义

　　信赖原则，是德、日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确定过失责任及责任程度的重要理论，也是直接与过失相联系的刑法理论。

　　所谓信赖原则（der vertrauensgrundsatz ）是指当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时，如果可以信赖被害人或者第三人能够采取相应的适当行为的场合，由于被害人或者第三人不适当的行为而导致结果发生的，行为人对此不承担过失责任的原则（注：参见［日］西原春夫：《交通事故和信赖原则》，成文堂1969年日文版，第14页。）。

　　根据以往理论确认过失责任，行为人如有预见危害结果的可能性，则就有预见义务；如预见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基于该种预见，就负有避免危害结果的义务。例如汽车驾驶者在驾驶过程中，必须将行人有不遵守交通法规之可能性时刻置于注意的范围之内，为时刻预防行人的违反交通法规行为，就必须予以十分谨慎的态度，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否则就要承担过失责任。例如，德国旧联邦最高法院在确立信赖原则之前，曾在判例中就驾驶员的注意义务作出过如下说明：“汽车驾驶人，因不得期待其他参与交通者皆能采取遵守秩序之正当态度；故常须将‘可能有人突自房屋中或人行道上闯入车道’一事，置于念头。仅在‘其他的利用道路者之粗心大意，自吾人日常生活经验观之，实非可能’之情况下，始能否定汽车驾驶人之过失。”（注：洪福增：《刑事责任之理论》，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82年版，第359页。）这也就是说，认定过失责任之有无，完全是根据客观上发生了危害结果，行为人有无预见可能以及回避结果的可能，均在所不问，甚至，在上述理由中也包含着“只要是驾驶人皆不可能有‘依日常生活经验观之，实非可能’之认识”这种不顾事实的错误观念，而推定皆有预见可能、回避可能性。但在采取信赖原则后，根据信赖原则，即可在行为时持相反的态度，以信赖其他参与者能够遵守交通法规为原则而实施自己的行为。

　　信赖原则的理论渊源，是以“被允许的危险”理论而确认的“危险分配”理论，或者说，“信赖原则”是与“被允许的危险”、“危险分配原则”互为表里（注：参见［日］藤木英雄：《过失犯-新旧过失论争》，学阳书房1981年日文版，第95页。）。在司法上的实际运用，肇始于德国判例。“信赖原则是在若干先驱判例的基础上逐渐在德国判例中占取稳固地位的，其中突出的体现是1935年12月9 日帝国法院的判决（rg st70—71）。 该判决对于电车司机撞倒突然从电车修筑区跳到车轨上的行人一案，认为行为人不构成过失。其理由是，机动车驾驶人没有‘考虑到一切不注意行为’顾虑的必要，只要他有‘对所有事情进行合理考虑而可能预见的不注意行为加以注意’的念头，就是已尽了注意义务。”（注：［日］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李海东等译，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联合出版1997年版，第263页。 ）从该原则所体现出不要求行为人在行为时考虑到他人应注意的义务，即免除行为人预见他人实施不法行为而避免危害发生的义务，可以说该原则是以“危险的分配”为基础，或者说是“危险分配”一方面的问题。

　　在该判例实质性采纳信赖原则后，相继得到瑞士、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判例以及学术界的承认和支持。该原则诞生之初，主要适用于公路交通机动车事故案件的处理，但在该原则理论逐渐成熟后，已广泛适用于重要工业领域、医疗业、医药业、食品业以及建筑业、铁路交通业等领域内的事故处理。目前，信赖原则已经成为运用新过失理论在上述危险领域的事故处理中，从行为实行状态上有无错误、失误（行为无价值），以判断有无违反注意义务，确认过失责任有无以及责任程度的重要标准。

　　信赖原则在适用上，其前提条件在于行为人自己首先遵守应当遵守的注意义务。从参与交通的行为而言，是指从事交通事业的人（如驾驶员）与一般的行人，均负有防止危险发生的注意义务（适当分配各自负担之危险的注意义务），如果没有特别的事由，可信赖其他参与者（其他驾驶员或行人）能够遵守交通法规及交通道德，在参与交通时采取慎重注意的行为。如果参与者（其他驾驶员或行人）采取不适当行为，即使因行为人的行为导致危害结果发生，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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