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相关工作。

　　虽然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联系紧密，但要将这两项职能统一交由某一具体机构如现有的安帮科负责，却又有所不妥。理由有二：第一，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的性质不同，是二者不能由同一机构负责管理的根本原因。社区矫正是针对罪犯的刑罚执行活动，这个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具有刑罚的强制性、处罚性特征，体现刑罚惩罚犯罪、改造罪犯的目的，这是区别于安置帮教工作的根本标志。性质的不同，从而导致工作对象、工作方法、管理处遇和任务职责等方面的不同，尤其是将罪犯与非服刑人员置于一个机构共同管理，明显不合法治要求，难以区别对待。第二，虽然各级政府都设立了安置帮教领导小组，由多个部门参加，但实际负责该职能的司法行政部门的安置帮教机构编制少，人手紧，任务重，一个机构承担两种职能的工作明显无法胜任。故现在某些省（市）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交由安帮科具体负责的做法，只是在机构设置不完善的情况下作的合适的权宜之策。

　　根据对上述三种机构设置模式的评析，可以得出一个最主要的结论：职能的单一性和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在司法行政部门内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社区矫正执行工作，而不能由其他职能部门兼管，但需要多个相关部门紧密参与，尤其要重视监狱管理部门的大力协作。

　　三、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科学设置

　　立足于我国试点工作的有益探索，笔者认为，科学设置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应形成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其总体格局应是“政法委统一指导，司法行政及其职能部门组织实施，政法部门协作配合，多个单位积极参与，司法所具体执行，监狱派驻警察协助”的模式。

　　（一）成立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由各级党委政法委和综治委牵头，由司法行政、公安、检察、法院、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多部门和团体组成，采取联合办公的形式，研究、指导和协调本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作为一项系统、复杂的工作，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刑罚执行和公正执法需要各政法部门的参与，对执行对象提供有力帮助、给予指导需要政府各职能部门和社会团体的大力协助，对执行对象的教育需要一批热心矫治事业、有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社会志愿者的加盟，甚至还不能忽视矫正对象家属和亲友的作用。因此，成立领导小组非常必要。凡涉及本地社区矫正的发展规划、重要方针政策、工作总体部署等重要问题，都要由领导小组乃至当地党委政府讨论决定。

　　（二）在司法部成立社区矫正管理局，与监狱管理局并列。作为职能部门，该局负责全国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并取消公安机关作为非监禁刑和监禁社会执行的执行主体资格。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在各省司法厅（局）和市、县司法局内分别设立相应的社区矫正职能机构组织和管理本辖区的社区矫正执行工作。要尽快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职业队伍，各级机构应确定编制、确定岗位、确定任职条件。待时机成熟时，应建立专职矫正执行官制度，欲成为矫正执行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因社区矫正工作涉及部门多，任务重，为利于和级别较高的公、检、法开展工作，根据其刑罚执行的特殊性，可借鉴省级监狱管理部门的经验，行政级别应相应提高，即省司法厅社区矫正管理局为副厅级，市、县分别为副处级和副科极。当然，某些基层县（区）在人员配备尚未到位时，可暂与安置帮教部门合署办公。

　　（三）为充分利用现有基层司法行政部门资源，发挥司法所的作用，应赋予司法所以刑罚执行权，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实施。司法所在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人民调解等方面具有较好的管理经验，能够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为了加强社区矫正的工作，司法所的行政级别应同许多地方的公安派出所一样，相应提升一级。司法所的主要工作职责是：依法办理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规定的相关法律手续，具体实施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工作，建立起相应的教育制度，对矫正对象适时进行谈话教育，组织社会志愿者对矫正对象进行帮教，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就业及生活等方面困难。

　　同时，由于社区矫正与监狱工作紧密关系需要加强工作间的协调、配合，且社区矫正工作确无经验可循，而监狱警察长期从事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和经验积累，易在罪犯中树立威信，故在有条件的地方，省监狱管理局应负责向当地司法局社区矫正科派驻警察，协助司法所具体实施社区矫正工作。派驻的监狱警察行政上隶属于监狱管理局，业务上受当地司法局领导。派驻的监狱警察的职责是：协助司法所指导司法助理员应对矫正对象开展的日常管理和教育工作，根据需要不定期组织矫正对象集中到监狱接受教育，对矫正对象进行监督和考核。对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但未构成重新违法犯罪的保外就医等监外执行人员，及时报请省监狱管理局收监；对违反规定但未构成重新犯罪的假释人员，向假释委员会提出撤销假释的建议；对违反有关法律，构成重新犯罪的矫正对象，协助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理；对违反规定，故意逃脱监控的矫正对象，协助公安机关进行抓捕。

　　四、社区矫正决定机构的优化配置

　　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和监狱法的规定，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和宣告缓刑的权力由人民法院行使，批准监外执行的权力由人民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行使，如此配置是合适的。但争议较大的问题是假释的裁定权归属及其机构设置。

　　刑法规定，假释案件的裁定权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行使，对此笔者有三点疑议：（一）从假释的性质来看，它不是改变原判决，只是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并非改变法院的判决，不涉及法院的职能——行使审判权的问题。（二）假释的依据是罪犯在服刑期间的悔罪和改造表现。法院审理假释案件时，只能通过对监狱管理机关所报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往往使法院的审理流于形式，又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三）由于法院无法切身体会到假释对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的作用，审理人员在裁定假释案件时，更多的不是考虑假释对罪犯的改造和回归社会的意义，而是考虑假释出去以后，如果再危害社会，是否会承担责任，故而往往对假释的数量控制较严。根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统计的数字，就缓刑和假释两项，2000年加拿大适用社区矫正的比例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达到77.48%，美国为70.25%，韩国、俄罗斯较低，但也分别达到45.9%和44.48%，而我国缓刑适用率为15.85%，假释率仅为1.63%.3

　　由于没有专门的假释决定机构，既造成法院职能的越位和虚化，又反过来制约假释的适用，造成行刑政策过于苛刻，不利于及时、有效地应用这一法律手段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导致恶性循环。况且世界上实行假释制度的多数国家均是把罪犯的假释作为刑罚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规定由专门的行政机关来裁定。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法院不宜再承担假释裁定权。

　　但同时，亦不可将假释裁量权交由监狱管理机关行使。笔者有如下考虑：选择适当的罪犯作为社区矫正的对象，是一项非常严格的执法活动，也是罪犯普遍希求的处遇。故不仅需要对执行过程进行监督，更要把假释的决定阶段置于制度性的有效监督之下。要避免监狱管理人员利用体制上的便利和防范上的漏洞，以个人的情感和利益，进行权钱交易和司法腐败，从而将应在监狱服刑的罪犯移交社区，使之提前假释。同时，罪犯的评估工作需要专业性、多学科的知识，要求专门部门组织实施，而非取决于监狱管教警察的主观印象。因此，假释决定权既不授予司法机关，也不可授予监狱管理机关，而必须由专门机构行使。

　　对于社区矫正决定机构的优化配置，笔者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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