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最终确定行为人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犯罪，究竟是故意、过失还是意外。作者分别论述行为人故意、过失、目的和过失的认定，并不表明法庭在认定行为人故意时不能认定行为人的过失等要素。事实上，故意往往与行为人的目的和动机有密切联系，而过失则不存在目的和动机。
　　一般情况下，公诉人根据已经掌握的有关证据，在起诉时已经对刑事被告人涉嫌犯罪的名称有了初步的判断。因而，刑事诉讼一般也在这种假定的基础上对被告人主观方面各要素进行有针对性的认定。比如，公诉人起诉被告人构成故意犯罪，法庭则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有“故意”这样的罪过进行认定；如果，公诉人以被告人构成过失犯罪起诉，则法庭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有“过失”这样的罪过进行认定。
　　一、犯罪故意
　　《现代汉语词典》对“故意”一词的解释是：有意识地。刑法上犯罪的故意是罪过形式之一，指故意犯罪的主观心理态度。《刑法》第十四条对“故意犯罪”的概念作了明确限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其中就包括对“故意”一词的解释和限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即为故意。
　　犯罪故意包含两项内容或称两种因素：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危害社会的结果，这种“明知”的心理属于心理学上所讲的认识方面的因素，亦即意识方面的因素；二是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这种“希望”或“放任”的心理属于心理学上意志方面的因素。实施危害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才能认定他具有犯罪的故意而构成故意犯罪。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既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要发生某种危害结果，也指可能要发生某种危害结果。对于这种结果，具有故意的行为人在意志方面是持“希望”或“放任”态度的。“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将决定行为人的故意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对于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认定，按现行的刑法规定并不影响行为人所犯罪行的定性。
　　在认定行为人的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时，对前者认定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后者。行为人的意志直接控制他的行为，从行为人实施的具体危害行为能够帮助我们认定他的意志因素也即希望或放任的心理态度，但对他意识因素的确定就有一定难度。我们很难下这样的结论，也即确定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是明知的。
　　明知的内容应当包括法律所规定的构成某种犯罪所不可缺少的危害事实，亦即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具体来说包括三项内容：⑴、对行为本身的认识，即对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行为的内容及其性质的认识；⑵、对行为结果的认识，即对行为产生或将要产生的危害社会结果的内容与性质的认识；⑶还应包括对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相联系的其他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即对法定的犯罪对象要有认识，对法定的犯罪手段要有认识，对法定的犯罪时间、地点要有认识。
　　对刑事被告人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应当包括对其意识内容（即明知与否）的认定和对其意志内容（即希望或放任与否）的认定。与明知所包括的三项内容相一致，对行为人明知的认定也应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认定；对行为人意志内容的认定，主要是认定刑事被告人对其明知的结果是希望的或是放任的。
　　二、犯罪故意的认定
　　要寻找犯罪故意的认定途径，应首先考虑与犯罪故意认定有关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应是通过某种方式为人们所能感知的，因而它们必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些因素包括：1、行为人的一贯表现以及他与被害人的关系，这种客观事实可以确定行为人的主观动机；2、行为人实施的具体行为，包括为实施该危害行为相关的所有行为包括预备、实施危害行为以及后续行为；3、实际发生的危害结果；4、发生危害结果时，与发生该结果有关的时空条件；5、侵害对象的具体情况；6、刑事被告人的智慧或学识。
　　对行为人主观动机的认定主要考虑行为人的一贯表现和其与被害人的关系，这种认定有助于我们区分行为人的危害行为是预谋的还是突发的。就我国目前的《刑法》规定来看，在定罪处罚上对有预谋的犯罪和突发的犯罪并未区分。事实上，这两种犯罪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是不能等同的，作者认为应当加以区分。对上述2、3、4、5、6种情况的综合分析，可以认定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的结果是否明知、是否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可以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故意。
　　1、对危害行为、实际结果、与危害结果有关的时空条件、侵害对象的具体情况以及行为人的智力水平的综合分析和判断
　　在认定犯罪故意时，之所以要综合考虑危害行为、实际结果、与危害结果有关的时空条件以及行为人的智力水平，是因为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不是由行为人的危害行为独立引起，危害结果也是行为人在一定条件的影响下才发生的。
　　①对危害行为的分析
　　对危害行为的分析，主要看行为人所采取的具体危害行为。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是否使用工具？如果使用了工具，还得考虑这种工具的性质和其对该工具具体的使用方法。比如行为人使用了枪枝，从枪枝这种工具的性质上，我们知道它可以导致自然生命的终结；从使用方法上，我们还得从危害结果看行为人是否开了枪，如果开了枪，还得从危害结果看开枪的具体目标，这种目标可能是被害人头颅、胸腹部、四肢或天空，不同的目标可以反映出行为人不同的意图。尽管如此，这种反映出来的意图也不是绝对准确的，比如行为人只希望打伤被害人，但在开枪时被害人的身体发生移动或行为人的枪枝突然受到外力影响导致伤害部位偏离原定目标从而造成受害人死亡。这种情况下，认定行为人具有杀人故意显然是不妥当的。
　　②对实际危害结果的分析
　　前述引用的《刑法》第十六条，实际上正说明了损害结果发生的多因性。对实际危害结果的分析，实际上还是分析这种危害结果与行为人危害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在故意犯罪的情况下，行为人的危害行为通常会直接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在有些情况下，实际的危害结果虽然由行为人的危害行为直接引起，但这种结果与行为人危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并不直接，或虽直接但该行为不是造成危害结果的主要原因。比如上述两周姓男子对甲某的伤害，虽然甲某的死亡是由两周姓男子的危害行为直接引起，但导致甲某死亡的直接原因却是甲某本身原有的脾脏肿大疾病。因此，仅从实际的危害结果来判断行为人的犯罪故意是靠不住的，余英故意伤害案的判决与本案一样，就是典型的以实际危害结果认定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典型案例；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天价葡萄案”，法学专家在讨论如何处理时也有类似倾向。
　　③对与危害结果有关的时空条件的分析
　　对这种时空条件的分析，对行为人犯罪故意的认定虽不直接但却十分重要。这种重要性体现在，它有助于我们分析实际危害结果与危害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直接性。以余英故意伤害案为例，如果余英小卖部前的台阶很高，人在不小心的情况下摔下去会造成伤害的后果，假定余英将杨英故意推下了台阶，认定余英构成故意伤害罪是没有疑问的；如果这个台阶下是万丈深渊，认定余英构成故意杀人也不为过。否则，仅以余英小卖部前存在一个小台阶（现场条件），结合余英实施（假定）推杨英的行为，就认定余英具有伤害杨英的故意是难以成立的。显而易见，小卖部前的台阶高低以及杨英是否穿高跟鞋对杨英的伤害后果具有更直接的因果关系。
　　④对侵害对象具体情况的分析
　　对于不同的侵害对象，同样的危害行为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危害后果，尤其在侵害对象对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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