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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并不是要改变人性。公民性也许是人类的一种非天性实践，……但它却并不见得与人类天性不合。……（公民共和）不只是我们可以希望达到的理想，它还是一种标准。我们以此标准来衡量现实社会的体制和行为，我们以此标准来引导自己的政治行为。就此而言，“公民”和“共同体”与政治话语的其他观念（如“公正”和“自由”）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质。尽管我们知道不可能有尽善尽美的公正和自由，但我们还是期盼公正和自由。知道不可能有完美的公正和自由并不能让我们放弃对公正和自由的理想，也不会使我们觉得这些理想与我们的现实世界不合或无关。我们还是用公正和自由来评估我们的世界。……我们以同样的理由，用公民和共同体理想来评估我们的世界。
阿伦特公民观的理想性表现为一种对人的信念：人并非天生就是公民，但人却可以成为公民。当然，这种信念不是无条件的，它以人的自我启蒙为条件。人必须经过自我塑造才能担当起公民的角色，这种自我塑造也就是最深刻意义上的启蒙。并非任何启蒙都有助于塑造公民。塑造公民的启蒙必须具有与公民政治理念（自由、民主、法制等等）相一致的价值和实践方式。早在康德（Immanuel Kant）那里，理想性的对人和自我启蒙的信念就已经得到了哲学的表述。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称赞康德为第一个相信每一个“公开地运用理智”的人都可以为形成具有批判理性的公众作出贡献的思想者23.然而，康德所设想的那个由独立、理性的个体所构成的群体，以及唯有他们才能展示的批判型公共性，至今尚未在任何政治社会中充分实现。理想的难以实现使它成为经验性怀疑和焦虑的对象，这原本是很平常的。在中国，共和理想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中国自由民主主义者对公民参与的忧虑正是以共和理想的丧失，尤其是文革经验为殷鉴而有感发的24：
参与民主论者高举平均主义、集体主义和民主万能的旗帜，但若能把多数的主权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步，那又如何避免多数人的专制？若把民主的原则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又如何避免导致极权民主的全能政治？参与民主是以平均主义的高调为内核的，故它不仅向往政治权力平均的参与民主，而且向往经济财富与经济权力平均的经济民主。参与政治的后果必然造成权利享受的不公与财富分配的不公，以分配的虚假公正来掩盖权利的真实不公。所以，在自由民主论看来，参与民主若无视民主与自由的潜在冲突，那么，民主的全面实现之时，就是自由的全面倾覆之日。
阿伦特的公民理论让我们看到，共和理想在中国的丧失和民主参与的蜕变，并不一定就是公民共和政治理想的题中之意。福斯（Peter Fuss）曾指出，阿伦特的公民参与观重在公民制创性的两大因素：实质和程序。从实质上看，当一个公民就是把握自己的制创性，这是一种“个人发起，众人讨论”的制创性。从程序上看，相互说服或适应，要求一种尽量能保护这种制创性的非强制的决策过程25.公民制创性的这两个方面在中国都极为薄弱。公民共和的另一些基本条件，如高尚政治、自由协商并高度透明的公共领域、平等多元的公共生活、与普遍民主价值和实践（自由、平等、法制）相一致的公民启蒙等等，在中国也都十分欠缺。这些恐怕才是共和变质为暴政、公民沦落为臣民的直接原因。阿伦特双重强调的公民观还让我们看到，公民参与理论本身还包含一些重要的内部防范机制。她的公民理论本身就是以对抗极权全能政治的需要为出发点的。她所强调的公民个人自由和独立判断，针对的正是多数人的专制以及群众民主的集体主义和大舆论。她思想中与民主保持距离的精英成分强调的正是民主的质量而非多数人的主权或广大民意。即便是她备受争议的政治和社会区别，也可以帮助我们防止政治平等被简单地等同为经济平均主义。阿伦特的公民理论对我们思考中国公民问题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及因素都有借鉴作用，这正是我们今天重温这一理论的现实意义所在。
注释
[1][3]Bruce A. Ackerman， Social Justice in the Liberal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75； 115.
[2]Ronald Beiner， What‘s the Matter with Liber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100.
[4]Joseph Carens， “Alien and Citizen： The Case for Open Borders”， Review of Politics 49， no. 2 （Spring 1987）： 272 n. 3.
[5]Michael Ignatieff， “The Myth of Citizenship”， Queen‘s Quarterly 94， no. 4 （Winter 1987）： 981.
[6]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27-28.
[7]Lewis P. Hinchman and Sandra K. Hinchman， “Existentialism Politicized： Arendt‘s Debt to Jaspers”， in Hannah Arendt： Critical Essays， ed. Lewis P. Hinchman and Sandra K. Hinchma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167.
[8][9][12][13]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26-27； 50； 173-74； 28， 29， 176-79.
[10][20][21]Hanna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8）， iii； 13， 16， 25； 13.
[11]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296-97.
[14]参见 Maurio Passerin d‘Entreves， “Agency， Identity， and Culture： Hannah Arendt’s Conceptions of Citizenship”， Praxis International 9， no. 1/2 （1989）： 11-13.
[15]Bhikhu C. Parekh， Hannah Arendt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Political Philosophy （London： Macmillan， 1981）， 177-78.
[16]Dana R. Villa， Politics， Philosophy， Terror： Essays on the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1-52.
[17][22]Adrian Oldfield， Citizenship and Community： Civic Republicanism and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0）， 1， 5； 7.
[18]Jeffrey C. Isaac， “A New Guar-antee on Earth： Hannah Arendt on Human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Human Righ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 no. 1 （March 1996）： 61.
[19]David Miller， On Nationality （Oxford： Claredon Press， 1995）， 77-80.
[23]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7）， 106-107.
[24]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页193-94.
[25]Peter Fuss， “Hannah Arendt‘s Concep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in Hannah Arendt： The Recovery of the Public World， ed. Melvyn A. Hil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173. 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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