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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她的古典共和思想从属于她自己的现代政治思想7.
无论是古代雅典城邦共和国还是经典公民共和理论，阿伦特都拿来为自己的现代政治思考服务。她虽然同卢梭一样对古典小城邦共和政治深表赞赏，但和卢梭不同，她强调的是多元而非“普遍意志”。多元允许每个公民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表述对集体事务的看法，而“普遍意志”则强调行为一体的公民们必须在集体意志中求得统一。和马基雅维利一样，阿伦特注重“政治美德”，如激励政治参与所必须的勇气、荣誉感和公众精神。然而，和马基雅维利不一样的是，她并不认为军事训练或征服是培育这些美德的途径。她把一切暴力视为“前政治现象”，因为暴力是无声的。她重申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强调人和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能运用语言去说服别人，人不像动物那样只能依靠自然的关系形成群体，人可以超越自然维系而形成政治的联系和群体，人的这种能力便是语言所赋予的8.阿伦特在对公民共和的一些基本理念作重新思考的时候，对公共生活（公共领域）的性质及其参与者身份（公民）有特别的阐述。下面分别对这两个方面作进一步说明。
公共领域
阿伦特的公民观是和她的“公共领域”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共领域的本质是政治公共领域。这是一个由公民们共同维持的可见领域和共同拥有的“世界”。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特征是显露性和人为性。公共领域的显露性是指，在此空间中出现的每一件事“都是每一个人可以亲自眼见耳闻的”，因此而具有最大的公众性。阿伦特写道9：
我们认为，显现的-那些别人和我们自己都能眼见耳闻的-才是真正现实的。与眼见耳闻的现实相比，内心生活（激情、思绪和愉悦）再强烈，也是变化无常、朦胧模糊的。人的这些内心东西只有经过改变，去隐私和去个人化，才能定型为公共显见性。……每当我们（公开）谈论只能在（自己的）隐私和内心才能感受到的东西时，我们就已经把它带到了一个它可以获得显露性的领域。
只有在显见的公共领域中，人的经验才可以分享，人的行为才可能经受公开评价，人的角色才得以向他人展示。与这种光明正大的公共领域相对立的便是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所讨论的那种黑暗。掩蔽公众光明的黑暗由“信用缺失”和“黑箱政府”所造成。在黑暗中，权力用老旧的道德警告“把一切真理变为毫无意义的空谈”，人们只能用“言论来藏匿思想而非显露真实”10.
公共领域的人为性指的是，公民们共有的“世界”是相对于任何形式的“自然”或自然人际关系（部落、种族、民族等等）而言的。强调公民世界的人为性，而非自然性，这使得阿伦特的公民群体性和各种自由主义、社群自由主义以及公民民族主义之间形成了重要的区别，这在下面还要谈到。首先需要在这指出的是，强调公民世界的人为性，也就是强调政治的人为性。阿伦特非常积极地看待这种人为性。她认为，公共领域最重要的活动-政治，不是人类自然生活的延伸。政治对人的生存意义，不在于它反映或体现人的天性或自然禀性。正相反，政治是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地地道道的文明成就。政治使得人的个体能超越自然生活的束缚，形成一个能允许自由和创制性行为和话语的共同世界。
把政治共同领域和公民共同世界确定为人力所为，对公民政治观具有许多重大的意义。例如，它能使我们重视文明政治的不易和脆弱。在阿伦特自己的祖国德国，魏玛共和国的自由民主旦夕间便在纳粹的野蛮摧毁之下丧失。历史的经验向人们警示，摈弃暴力、专制和压迫的民主政治就像一切文明产物一样，必须呵护珍惜才能继续存在下去。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也是一样。例如，民主政治所强调公民平等就是一种文明的成就。这种平等是一种人为的价值，它和自然权利论或人生而平等论所说的“平等”是完全不同的。它指的是一种不运用便丧失的平等。公民们只有在自由、独立地参与公共领域时，才能获得平等；只有在保障人权和自由的制度中，平等才能获得尊重。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强调，那些被纳粹剥夺了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人们，并不能以“自然权利”或“人生而平等”来保护自己。他们被排除在政治群体之外，毫无权利可言。他们要为自己的自然权利辩护，首先需要有为自然权利辩护的权利11.只有在承认公民平等的公共领域中，才有可能提出公民权利问题。
在阿伦特那里，公共领域既有别于“社会”，也有别于“社群”。公共领域不是一个人们协商一己利益或者展现血浓于水之情的地方；它是一个人们显露独特自我的场所。每一个公民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论和行为都在其他公民前面显现着他是“谁”。“谁”是相对于“甚么”而言的，“我是谁”说的是我这个独特的、不可重复的自我。而“我是甚么”说的则是一些我可与他人共有的社会属性或职能（宗教、职业、性别、好恶等等）。阿伦特认为，公共环境比隐私环境更能充分显示自我。公共领域是一种“外观”，一种“井然有序的戏景”，它为每一个公民们的参与行动提供了舞台和以公共成就延长个人有限生命的机会12.
阿伦特认为，对于显示自由的自我来说，政治参与是最纯粹、最高级的形式。但是，从古到今，大部分的人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而不得不退缩在隐匿的私人领域之中。这些人被剥夺了扮演公共角色的权利。享有和不享有此权利的人之间是不平等的。阿伦特认为，政治平等是公民平等的核心，公民平等不包含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当然，阿伦特也看到，某些经济不平等可能和公民平等格格不入，因为这些经济不平等使得一些人无法参与公共领域。但是，她仍然认为，应将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区别开来，因为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平等相待并不以生活水准相等为条件。而且，争取平等公民权的斗争更不应当沦为社会或经济上的平均主义13.
同时强调个人展现自我和人人参与，这使阿伦特的政治公共领域概念包含了双重倾向。第一重倾向是将此领域设想为一个戏剧表演场所，第二重倾向则是将它设想为一个公共话语场所。前者将个人在公众世界的参与视为展现个人特殊素质和见解的英雄式行为（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个人却可以由他留在公众世界的痕迹而永存于世），后者则把个人的参与当作一种人类共同存在的形式（参与使人们以“分享言论和行为”的方式互相协商，互相适应，共存共荣）。这种双重倾向还形成了另一些值得注意的双重强调。从个人行为来看，阿伦特一方面强调个体特殊表现，另一方面则强调个体间交流。从公民的性质来看，她一方面强调英雄主义式的竞赛型角色，另一方面则强调协调适应型的普通参与者。从公众必须参与的理由来看，她一方面强调个人的光荣和永存于世，另一方面则强调公众共同的自由、尊严和尊重。从民主共识来看，她一方面强调精英贡献，另一方面则强调公民多元共识。只有把这一系列的双重强调放在一起考虑，才能更好地理解阿伦特对于公民群体和成员身份的看法14.
英雄行为和普通人参与，阿伦特公民观的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帕里克（Bhikha C. Parekh）曾指出：“参与性政治创造和维持一种英雄式政治所必须的环境，而英雄式政治则感召和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公众生活。”15恶棍流氓式政治是英雄式政治的反面。恶棍流氓式政治和政治冷漠形成恶性循环：政治越不讲道德，就越遭有德之士厌恶；有德之士越不参与，无赖政客就越有恃无恐。威拉（Dana R. Villa）从另一个方面来肯定阿伦特公民观的英雄精英倾向。他指出，精英化的公民政治重视公民文化和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问题。民主政治讲究协商，但事实情况却是，协商越多，未必就越能产生更好的公众文化，大众社会更不会自动产生民主社会所必须的公众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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