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消耗、低效益的实质就是浪费，浪费造成了资源供给的紧张。至今“高消耗、低效益、高排放”这一根本原因造成的资源环境“瓶颈”约束依然存在，而且形势更加严峻。

中国人口多，重要资源紧缺，目前国内能源供应低于能源消费的趋势有增无减，资源约束已由流量约束迅速转变为存量约束。中国石油消耗量40％靠进口，2006和2007两年发布的能源蓝皮书《中国能源发展报告》均预测，2010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将达到50%⒀，因此石油供应将会越来越紧张。现在每年公车、私车都在急剧增加，能源供需矛盾势必日益突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著名科学家李远哲1998年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如果中国大陆的人均石油消耗量达到今天台湾的水准，全世界的石油产量也不够供应中国大陆的消耗。”⒁而我们今天的汽车消费方式，正在迅速向台湾和美国学习。如果我们的汽车照这个速度增加下去，不只是三分之一良田要变成高速公路的问题，可能五年、十年之后，一旦遇到国际石油供应紧张和国际金融炒家兴风作浪，单是汽车用油这一项就可能会把经济拖垮。目前各地的煤炭资源浪费也令人堪忧，一些地方违法中小煤矿满山遍野，不仅浪费了土地、林木和水资源，也浪费了煤矿资源本身，还造成恶劣的环境污染。一些行业生产能耗远远超过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企业，造成了资源能源的极大浪费。

中国的资源总量虽然位居世界第三，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则是第53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一半。如果继续走大量消耗资源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而不改弦易辙，或许我们还能保持30年、40年的快速发展，30年、40年之后，发展的资源后劲将会全部枯竭。一种依靠大量消耗自然资源、能源来促成的经济发展，永远不可能维持长久。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优化国土开发格局，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能源的节约，是国土管理工作重要的方向和目标，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应将其作为优化国土开发的一项目标原则来遵守。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宏伟目标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的重负，因此政府应把厉行节约资源能源作为实现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的重要内容、基本国策和目标原则，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政府、企业、消费者都要充分认识节约资源能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落实保护资源基本国策和“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方针，通过遵守厉行节约原则来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以保证生产、生活的健康延续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强力保护生态环境

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直伴随着生态环境的牺牲、破坏，如今保护生态环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在优化国土资源开发工作中，应把强力保护生态环境作为重要的目标原则之一。国家环保总局王玉庆副局长在2004年9月举行的中国环境科学学术年会上指出，中国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大、总量大，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水和大气环境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有些地区相当严重。其次，由于工业、城市生活带来的水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和大气二氧化硫及颗粒物污染等老环境问题还没有解决，而诸如危险废物、微量有机污染物、土壤污染、外来物种入侵等新的环境问题已经出现，环境污染呈现复合型和压缩型特点，增加了治理难度。最后，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尚未得到遏制，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森林和草地退化、江河断流、水生态系统失衡等生态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生态服务功能持续下降，生态灾害加重，生态问题复杂化。王玉庆说，在这种形势下，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未来的环境形势将会雪上加霜，不堪重负⒂。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年9月联合发布了我国第一份绿色GDP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报告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其中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就达5060.8亿元，占总成本的98.8%。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已计算出的2004年损失成本只是实际资源环境成本的一部分。完整的绿色GDP核算，至少应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2大项环境退化成本。由于基础数据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此次核算没有包含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而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包括20多项，此次核算又仅算了其中的10项，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都没有涉及。可见这次核算只是整个结果的一部分，而且在已经核算出的10项损失中还存在着低估和缺项问题。即使按照这个残缺不完整的环境损失统计，在现有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入10800亿元，约占当年GDP的6.8%，而我国“十五”期间治理环境污染投入仅占GDP的1.18%；另外除开这个一次性投入，每年还需花费治理运行成本（虚拟治理成本）2874亿元，要占当年GDP的1.80%⒃。

潘岳当时表示，由于技术和体制障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最终确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不能等到条件全部成熟时再动手，那样就太晚来不及了，因此必须一项一项攻坚，开展一项成熟一项，成熟一项公布一项。可是从2005年到2007年的绿色GDP就再也没有公布。据2008年3月4日《新快报》报道，潘岳副局长在谈到公众关注的绿色GDP为何没有公布、何时才能公布时说：“这不能怪我，我去年这个时候接受记者采访时已说过，绿色GDP已算出来了，但是一直没有公布。”潘岳表示，有权力公布绿色GDP的不只环保总局一家，环保总局只是绿色GDP的小组单位之一，不是唯一单位。当记者追问公布绿色GDP的阻力是否来自其他部委？潘岳解释说：“也不能说阻力来自于其他部委、地方，或者是企业，总而言之，它一直没有公布。”⒄

2005年至2007年的绿色GDP一直不能公布，说明环境和生态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超过了多数人的承受力极限。据世界银行和国内有关机构测算，中国经济增长有2/3是在对生态环境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⒅。有资料显示：中国环境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2/3的草原沙化，近乎100％的土壤板结；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40％严重污染（基本丧失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中国水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并且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五类水；全国有一半的人口缺乏干净饮用水，3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一半以上城市空气不达标，其中山西的城市全部不达标，全国4亿城市人口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空气中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是我国最主要的大气污染物，在北京，喉癌、鼻癌、肺癌等患病率已超过传统胃癌成为“第一癌症”；兰州、大同、临汾、乌鲁木齐等11个重点城市出现污染天数比例超过1/3，约有1500万居民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受到影响；1999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7.8亿吨，2005年上升到了13.4亿吨，全国668座中等以上城市，2/3被垃圾包围；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有16个⒆。三十年改革开放，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已经遍体鳞伤，生态环境脆弱区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不少地方在土地利用过程中造成的土地损毁、沙漠化、荒漠化等，使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任务更加艰巨。煤炭、火力发电、冶金、有色金属、水泥、建材、造纸、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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