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万名，其中10.35万选民参加了选举投票，参选率高达97.1%.牛街镇当选镇长张强说，他至今忘不了一位村民对他说过的话：“你是我们选出来的，你当镇长后可得多为我们考虑呀！”当选乡镇长们说，他们现在考虑问题，已经习惯于更多地考虑群众的要求了，“毕竟是群众投票把我们选出来的”。7月17日到8月30日间，红河州又在所属的泸西县10个乡镇进行了乡镇党委班子直选改革

　　其二，乡镇一级实行党政领导交叉任职，改变乡镇的管理体制，提高政府工作的效能。

　　湖北咸安区实行乡镇党代会和人大会两票推选，竞争产生乡镇长的“半直选”，同时实行乡镇党委与政府交叉任职的方式，改革乡镇管理的机构及治理方式。2003年，咸安区选举的步骤为：自荐报名，乡镇党委审查资格；以由各村党员及群众代表（每10个农户一个代表）以海选方式推举候选人，区委常委会按推荐票数及考核情况确定各乡镇党委委员正式候选人；先召开镇党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产生镇党委委员；区委确定两名党委书记兼镇长的候选人两人，他们在代表会上演说，代表当场提问，全体党代表投票产生镇党委书记。在人大会上，由党代会上产生的党委书记作为镇长候选人，实行等额选举，并从其他党委委员及群众推荐的非党候选人中产三名副镇长。

　　在充分发挥民主的基础上，将原来先分散多头的乡镇领导机构，集中统一起来。咸安对乡镇一级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机构进行全面的调整。党委作为乡镇工作的领导核心，其结构完整的保留，党委书记一名，兼镇长；三名副书记分别兼任常务副镇长、人大主席团主席、纪委书记。所有乡镇政府组成人员均党委委员。不设政协机构。

　　咸安治理方式变革的特点在于，乡镇负责人候选人的确定方面有直接民主的意义，由镇党代表大会和人代会两个代表会议来确定乡镇的领导人，党委与政府成员在乡镇一级完全交叉任职，使长期以来虚置的乡镇政府及镇长的权力充实起来，使执政党在乡镇一级的领导中既有实又有名。不仅结构上解决了乡镇人员、机构臃仲的问题，而且使处于国家最为基层的乡镇政府具有更大权威性，更为广泛的民意代表性。

　　其三，改革乡镇站所设置，发展中介组织，部分政府公共服务功能市场化，开始形成一种公共治理的结构。

　　2003年，湖北咸安的乡镇“七站八所”的改革，对于构建乡镇新的治理结构重大的推动作用。“七站八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乡镇机构膨胀的源头，也是乱收费的源头。改革中保留上级垂直部门设立的税务、工商、财政、法庭、公安、国土等部门，严格控制其编制。对于农经站、水利站、农技站、房管所、城建站一律改制或撤消，全区一次性撤销107个单位。实行政事、政企分开，将服务性、技术性和社会中介性质的机构彻底从乡镇党政机关分离出去。对于这些部门原来承担的公共服务功能如计划生育、防疫、农技推广、农机服务等，实行政府招标，合同管理，按完成任务的质量实行奖惩，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农村的公共服务上，而不是如过去那样用在无止境的人头费用上。改制后，农技人员下田多，一个农技人员负责近万亩的水稻防病虫工作，防疫人员入户时间多了，而不再承担过去乡镇政府催粮催款的中心任务；以往农民建房，城建站要收取1000多元的各种费用，现在把城建站撤消了，农民建房只需交4元办证工本费。

　　新成立的农技服务中心、城建服务中心、防疫中心等其工作人员已不再是政府编制中的事业人员，他们可以独立创业，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与政府订立合同，承包政府发包的公共事务，如生畜免疫、良种推广、病虫害防治、路灯的维护、街道绿化等。这些非政府的组织成为治理乡镇新的力量，服务于农村社会的发展。
三、中西部地区乡镇治理结构变革的政治经济成本

　　迄今为止这三个中西部地区乡镇治理结构的变化，是自发的实验性的局部改革。三处改革付出了人力、财力、物力成本及政治上的风险，但按照中国政治运行的惯例上级部门、权威的媒体并没有给予足够肯定，只是把其作为一个事件进行报道。因此对于这些治理结构的变化，尽管改革的发起者有强烈建立中国农村政治民主的使命感，如果对于他们的作法不予肯定，也不予否定，这些精心设计实施的治理结构的变革，很可能只是中国一年中成百上千件政治事件、行政事件中的几个偶然事件，像一片烟云掠过人们的眼前，这是改革者最不愿意看到的状态。实际上，三处的变革有其必然发生的原因，也有其极高的历史价值，生动具体的表明中国目前在乡镇一级，已支付得起治理结构变动的政治、经济成本。

　　中国目前具备进行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经济条件，良好、稳定的政治大环境是三处变革得以进行的基本前提，也是改革可动用的社会政治资源。中共十六大明确地向全党提出提高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问题：“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这用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来，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iii]在目前国内外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下，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仅是中央而且地方的党委和党员干部都考虑政治改革的问题。与经济改革相比，中国的政治改革、国家治理结构变化明显地滞后。而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发展背景使得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必须主动探索，在国家治理结构变化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再来一次“摸着石头过河”。固然，这种变革的启动发生在何处，由何人进行、以何种形式进行就有极大的偶然性了。但是，在国家整体政治经济形势稳定的情况下，局部的试验是可以进行的，对于国家整体的政治改革进程是有益的。

　　三处乡镇治理结构的变动，是变革组织者自觉地行动，主动的探索结果。在一定程度是他们将我们社会的信念、价值付诸于行动，把的抽象的理念转化成具体的结构形式，并试图使之成为一种制度，推进中国乡村民主制度的进步。代议制理论父密尔在论证了政治制度与民众态度之间的关系之后，特别强调“政治制度（不管这个命题是怎样有时被忽视）是人的劳作；它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在它们存在的每一个阶段，它们存在都是人意志力作用的结果。”[iv]得出了政治并不是自行运转的，是人制成的结论。三处改革得以发生、发展的事实有力地说明我党的政治生命力蕴含在党的基层及党员干部之中。我们的执政党内主动思考、积极行动的分子是我们国家、我们的党最宝贵的政治资源，党员的主动性是执政党活力所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三个样本点的治理结构的变革，均为党委一把手下决心，在地方党委直接组织领导下，由下而上的、自主的、小心翼翼认真促成。

　　主持地方改革都是地方党委的一把手，都有着理想主义的情怀及书生意气的改革者，希望为中国农村民主建设闯一条路的勇者。红河州委书记罗崇敏，2003年10月调任书记之前是云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他说“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州的州委书记，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依靠领导班子的全体同志在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建设中作出努力和探索。”“我这个人比较‘笃行’，看准了的事会千方百计排除困难去做。就‘直推直选’来说，取得了成功、探索了规律无疑是大好事，但即使是失败了，也只是红河州的局部工作，所以我敢下这个决心。”主持步云乡直选乡长的原遂宁市中区委书记张锦明，对于政治改革有执着的追求，1998年在遂宁组织了直选乡长，2002年调任雅安市组织部任部长时，又在四川雅安推行了县级党代表直选。主持湖北咸安改革的区委书记宋亚平是历史学博士，有着从商、从政的经历，政治体制改革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