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而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的策略，到1992年终于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16]，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重大且难于操作，于是行政体制改革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基于其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的关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又实际上成为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纽带。因此，中、西方的改革有不同的国情。

第一，当代中国，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达成公民对政权、市场对政府、社会对国家的民主诉求：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达成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追求；还必须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追求一个威权政府—有限政府—效能政府的目标模式。而在西方发达国家里，基本上不存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中国的行政改革有着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环境、背景或条件，因而也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内容、方式和地位，西方的行政改革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行政改革。作为从西方行政改革环境中诞生的“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合于极具特殊性的中国行政改革，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第二，中西方有着不同的行政文化，并且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关于后现代国家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此，发展经济学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后现代国家政府的角色应当是作为“市场替代者”，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后现代国家政府角色应定为“第一推动力”[17]。然而，斯蒂格利茨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具有特殊的职能，这一点却成为共识。加之中西方行政文化的不同，在当代中国政府主导的色彩比较浓厚，并且这种主导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是有着相当的合理性的。无论是采取哪一种行政改革的思路或战略都必须体现出中国与西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别性和特殊性(虽然不排斥相互借鉴的可能)，由此决定了政府仿企业化在中国与在西方发达国家改革中的作用范围、应用前景、表现方式都将是有所区别的。

第三，“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及其实践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以美国1993年行政改革为例，正如任晓在《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一书中所言的，这次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问题，而“政府仿企业化”本身也是一种方法、技术和工具。这种改革思路与改革实践的高度同质性和契合性决定了“仿企业化”方略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相对较高的地位。不过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型政府”是否就是行政改革的核心取向，还有争论。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中的地位，也不同于“政府仿企业化”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的地位，“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在当代中国不可能成为行政改革的目标模式。

我们不否认政府可以借鉴企业的理念和运作机制，但是当代中国政府较之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必须更多地保持有其独特的行政理念和区别于企业的运作机制——即使是在“政府仿企业化”思路的尝试性实践当中；在当代中国，单纯地推进“政府仿企业化”，其效果也是有限的。

五、结束语和几点思考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对于政府仿企业化，研究公共行政的学者，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新的思路和途径，其效果和影响如何评价，是否要认真地考虑时间问题。这让人联想起19世纪始发于诺斯科特和屈维廉报告的那次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文官制度，从历史上看，当时很多人对这场变革的评价是有欠公允的，原因在于没有用一种较为长远的眼光去看问题。“显然，没有任何一种改组是天生正确或错误的，没有任何一种特定行政模式会永无止境地提高效率……然而这些却不说明改组没有意义，相反，改组的后果常常是很深刻的。”[18]那么在今天，当我们评价政府仿企业化的效用与其影响之时，用5年时间作一个时间单元还是用50年作为一个时间单元来看待这个问题，结果或答案也许很不相同。很少有人考虑，如果“仿企业化”是合乎当代行政改革的逻辑的，那么“仿企业化”之后政府的变革又将怎样走；也很少有人花时间去想，50年之后，当我们反观今天的“政府仿企业化”时，会觉得是对还是错。这也许是人们——无论过去、现在还是以后的人们，常常不得不仓促地应对一种现实，被动地适应一种现实，或是被迫地去进行一场变革的原因之一。因此，布坎南说：“我们需要的是像哈耶克(Hayek)这样的学者的深遂智慧来防止我们陷入空想。”[19]

第二，任晓在《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一书中曾经提到了“内源发展”与“外源发展”的概念[20]，内源发展系指“每个社会都应通过在自己的技术、社会、文化和思想领域进行各种各样的和多方面的创新，实现自己的现代化，都应选择独特的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应也不是被迫要模仿其它社会并忠实地仿效或注定坚持唯一的发展道路或模式。”[21]作者指出，外源发展必须让位于从本国实际上出发的内源发展。

行政体系的发展也有“内源”和“外源”之分，有些学者提出要用“发展行政”代替“行政发展”，意在凸现行政体系自身在追求自身发展和变革上的主动性和内源性。

那么，政府仿企业化于行政体系而言，是属于内源发展还是外源发展，是发展行政还是行政发展呢?这全在于政府如何仿企业化。简单地说，我们是从政府独特的规定性出发，去探求哪些方面可以借鉴和模仿企业呢，还是以致力于将企业表现得特别出众的优点加诸于政府呢?这有点类似于因为牛痘可治病，所以政府的痼疾多半是天花，并且最好是将这种牛痘即刻种到政府身上。

第三，当代世界各国行政改革需要有新的理论突破，“政府仿企业化”或者是其中一种，然而从政府仿企业化理论本身来看，一个缺陷是过于局限于技术性、工具性层面，缺乏一种终极性、价值性的目标和理念的供给。因而，从理论形态上看并不完善。另一方面，政府仿企业理论将企业视为模本，似乎忽略了企业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事实情况是：政府和企业作为当代社会典型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实体，二者为了生存与发展都必须变革，并且同等程度地迫切需要组织理论的创新，因此，就理论上来说没有谁仿谁的问题。

在给出以上三点思考以后，文章的末尾需要说明的是应该如何对待中国行政改革中的“政府仿企业化”思路。

“政府仿企业化”毕竟最初是发端于西方的，有其一定的背景和基础条件。由于信息和知识的全球化先于各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全球化，某些中国学者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这一颇具改革意味的方略，然而我们在界定这一“改革方略”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地位之时必须将中国国情尤其是政治国情中的宪政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我们必须在维护这一体制的前提下操作改革)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只有当“仿企业化”这一方略更多地具有了与中国国情契合的特点之后，只有当这一方略本身得以再发展，它在中国行政改革中或者能获得更好的生长点。

另一方面，今天的世界已经处于全球化浪潮中，江泽民同志指出：面对这一趋势，中国不能置身事外。加之仿企业化方略包含的改革精神值得称道，以及各国对本国政府的效率问题、腐败现象前所未有的关注，以至于在中国感受得到甚至比西方国家更为强烈的社会对政府的要求，这同时也是对政府改革或改革政府的诉求。

因此，仿企业化理论要发展，改革精神要坚持，中国国情要考虑。

总之，政府与企业共同面临挑战，在中国尤其如此。因此，值得称道的不是政府仿企业化本身，而是其意指的改革精神和改革思维。危机感不仅仅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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