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协调权,对政策的贯彻作出配合的具体决定;⑶检查监督权,设立监督员,监察行政权力行使。从权限上看,城区管理委员会很像是街道上的“小政协”。 如果说城区管理委员会基本上还是一个虚的架构,在它下面以居委会辖区为单位的社区事务协商会议却是比较实在的。居委会范围内的各方面代表与街道官员、居委会成员一起签订“社区共建协议”,并商议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在朱健刚列席的铁一居委会社区事务协商会议上,出席者议决,为了方便居民存放自行车,由物业公司出地皮,异型钢管厂出钱,共同修建一个新的自行车棚。 4调整党群社团的组织与功能 现行政治体制下,中共党组织仍然是各级权力机构的核心,在街道也不例外。过去,街道党委是由各居委会党支部和直属党支部选出代表,在街道党代会上选举产生的。街道辖区内的条上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与街道党委没有关系,而且街道党委的选举方式与街道办事处作为一级派出机构的委任方式也不相称。1989年以后,各大城市的街道党委陆续改组成党的工作委员会,定为区委的派出机构,不再由街道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警署署长等条上机构的负责人也被任命为党工委的成员。相对于街道党委,街道党工委的成立强化了整个社区权力结构的行政中枢。 1997年7月,中共上海市委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党建工作的若干意见》。法轮功事件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于1999年9、10月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次视察上海等地的社区党建工作。上海社区党建的基本思路是:针对在街道辖区内无上级主管部门的新经济组织大幅度增加,各类社会团体、中介机构等组织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扩大基层工作的覆盖面,探索党员分类管理的新办法,改变过去以条为主、条块分割的局面,形成条块结合、分级属地管理的组织网络。上海市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党支部将小区内403名在职党员全部编入“在职党员联系册”,逐一记录他们参加居民区活动的情况,定期向其所在单位党组织反映,并吸收在职党员担任楼组长、“五大员”以及社区党建研究会、居民区议事会成员。金陵东路街道设立了“下岗党员联络站”和“外省市来沪工作党员联络站”,定期组织这些党员参加组织活动。 1996年,共青团中央联合民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开展了创建“青年文明社区”活动。这项活动以城市社区(街道、居委会)为基本工作范围,以青年为主体,以社区团组织建设为基础,以提高社区文明程度为目标。团中央要求在社区建立团委或团支部,把流失的团员找回来;建立青年工作委员会,把社区青年工作资源整合起来;建立社区少工委,把少年儿童在社区组织起来;建立由社区志愿服务站、社区家政服务站、社区文化广场等组成的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和由青少年维权受理站、社区就业培训学校、青少年读书站组成的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努力做到社区和青少年双向服务的统一。参照新加坡执政党开展社区服务的经验,共青团组织的作用开始转轨变型,从过去的阶级斗争先锋队,转向“用我们的爱心和双手共建温馨美好的家园”的理念和“青年志愿者社区行动”,为社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婚恋服务、技能培训、就业指导、法律援助、失足青少年帮教等服务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自治的发展,城市社区内的各类社会团体不断增加。据了解,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登记在册的社会团体已达89个,经常参加社团活动的有近5万人,分布在经济、科技、文化和体育等领域。上海市五里桥街道除了有共产党组织外,还有12名九三学社和致公党的成员,分布在卫生和教育科研系统,全部为在职成员。他们原来与街道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二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中,本着属地化原则,被纳入了街道成立的“各界联谊会”。 有论者指出:发展社区慈善组织,调动社区资源,直接为本社区的公益事业和建设服务,是一条有着巨大潜能的途径。街道社区的设施服务与居民的志愿性服务相结合,是城市社区公益事业的最佳形式。和发达国家以及台、港、澳地区“义工”在社区中的作用比较,中国大陆的社区慈善不过是刚刚起步。社区慈善机构作为中介组织,存在隐蔽的集中权力,有利于补救政府部门机械分工导致权力分散的弊病。发展各项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涉及政府民政、公安、文化、卫生、体育、劳动等许多部门,任何部门都没有权力也不可能统揽起来。社区慈善组织以解决社区居民普遍关注问题为宗旨,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社区整合功能,可以担负社区中的系列服务。此外,很多事情由慈善组织出面比政府出面更易被人接受,事情会办得更好。美国联合劝募协会就是这样一种慈善组织。其分支机构遍布全美各州的每个城市,一直深入到社区;而每个社区的协会又相对独立,向所在社区负责。社区慈善机构的发展,将会更有效地为城市中处境不利的人群提供各方面的帮助。 可以预期,在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完成以后,确立社区自治体系,将会成为21世纪城市社区发展的一个核心环节。 上一页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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