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职工每月平均工资分别为50.08元、49.17元和63.50元。此外，个人收入分配中依然存在一定的供给制成分，如住房(甚至包括床、柜、桌、椅等家具)、医疗、教育、养老，等等。即便在这种平均主义加供给制式的分配制度下，人们取得的收入也有一定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是难以通过税收加以调节的。
    第二，中国长期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严格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个人经营活动和个人资产都很少。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不足1％。由于没有证券、房地产等市场，个人也没有股票、债券、房地产之类的投资渠道，储蓄存款及其利息收入也很少(1956年、1965年和1980年，全国人均储蓄存款分别为4.25元、8.99元和40.48元)，甚至连国债也一度停止发行。所以，个人的生产、经营收入和投资收入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三，基于当时中国的所有制结构、财政分配体制和税制结构，国家的经济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国家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是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比较小，一般只有50％左右；在税收收入中，又以在国内销售环节征收的货物和劳务税(起初为工商业税中的营业税部分、货物税、商品流通税，后来逐步改为工商统一税、工商税)收入为主体，此类税收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一般在70％以上，所得税(主要是工商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很小。例如：1956年、1965年和1975年，中国的税收收入分别为140.9亿元、204.3亿元和402.8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50.3％、43.2％和49.4％；工商所得税收入分别为11.3亿元、14.5亿元和38.0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分别为8.0％、7.1％和9.4％；个体经济缴纳的工商税收分别为3.4亿元、4.0亿元和2.8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比重分别为2.4％、2.0％和0.7％，其中所得税所占的比重更是微乎其微。因此，所得税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第四，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交往十分有限，外国人来源于中国的所得和中国人从境外取得的所得都非常少，国际所得税关系问题几乎可以忽略(尽管当时并非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
    第五，当时中国在政治上、理论上对于个人所得的认识都有一些片面性。例如：曾经认为个人所得税只是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甚至把中国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作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下列几件事情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位外国记者曾问周恩来总理：中国有7亿人口，为什么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以广开财源呢？周总理回答说无此必要，我们没有必要把人民的钱从他们的一个口袋里掏出来，再放进他们的另一个口袋里。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删除了1954年宪法中关于公民纳税义务的条款。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没有恢复1954年宪法中关于公民纳税义务的条款。
    197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个人所得税”条目，直到2005年才收入这个条目。1979年出版的《辞海》中也没有“个人
[align='center']       [/align]                             所得税”条目，直到1989年才收入这个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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