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带来显著更低的工作满意度。


　　表3列出了硕士毕业生迁移就业对于工作给自己带来非经济性收益在满意度上的影响，也是对假设8和假设9的验证情况。“单位所在地区／城市”这一列是其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跨学”、“跨籍”与“双跨”三个变量都是显著为正的，这就完全支持-了假设8。这表明硕士毕业生无论是何种迁移就业都将显著促使毕业生找到更加满意的工作所在的地区或者城市。该发现符合现有许多毕业生工作的找寻策略，即先锁定工作找寻的区域、省份或城市，再在特定的地理限定下确定工作单位。

　　再来看假设9的情况，从表3的“家庭因素（如父母、配偶居住地，孩子上学等）”列可以看到除了“跨学”的系数不显著外，其余有关迁移两个的变量都是显著为正的。这表明尽管硕士毕业上选择“跨学”就业不能给自己在“家庭因素”上带来显著更高的满意度，但是“跨籍”就业与“双跨”就业将给他们在“家庭因素”上带来显著更多的非经济性收益。这样假设9也基本上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

　　综合表2和表3的结果，可以发现整体而言迁移就业并不能给硕士毕业生带来显著更高既包括短期的也包括长期的经济性的收益；但却能给硕士毕业生带来显著更高的非经济性的收益，这些非经济性的收益包括对于特定地域或者城市的偏爱以及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家庭幸福。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那就是“跨学”就业并不能给硕士毕业生在“家庭因素（如父母、配偶居住地，孩子卜学等）”上带来显著更高的满意度，甚至还能拉低毕业生这方面的满意度，只不过拉低的效应不显著；但“跨籍”却能够给他们在家庭因素这一非经济性方面带来显著更高的收益。可以想象的是“跨籍”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和父母的分离，这表明“跨籍”就业带来的家庭因素的收益，应该主要不是指能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而更多可能是与男／女朋友、配偶、子女等生活在一起。因为前期用相同的数据发现迁移就业的硕士毕业生主要是“扎堆”在北京、上海、广东与浙江，尤其是北京与上海这两个城市。这就很能够理解迁移就业到北京和上海能够给硕士毕业生在“男／女朋友、配偶居住地以及孩子上学”等方面带来显著的非经济性收益。因为这两所城市不但拥有数量众多的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而且有大量同样优质甚至更为优质的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资源，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两所城市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明显大于国内的其他地区。

　　将假设8和假设9的实证结果结合起来考察，可以揭示许多毕业生迁移就业的决策路线就是先不在乎工作是否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经济性收益，而是先选择在大都市立足，这样就能够和男／女朋友、配偶待在一起，而且能够给下一代带来更有利的受教育机会（转载自 wＷw.Ｑiqi8.cn 778论文@在线）。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能够给受教育者带来巨大的非经济性收益很大方面就是体现在能够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并且能够促进配偶与孩子的教育水平与生活水平；与此同时，迁移作为另外一种重要形式的人力资本，也能够给个体带来潜在的非经济性收益。
　　本文的实证结果从侧面揭示了迁移与教育这两种不同人力资本的互相促进——迁移使得受教育者能够获得显著更多的非经济性收益：硕士毕业生由于获得了较高的教育水平从而能够更容易地通过就业迁移到教育资源丰富的大都市，通过迁移到大都市又能够给自己的配偶与子女创造更大的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

　　前期的研究发现，整体而言迁移就业并不能显著提高硕士毕业生的工作起薪，也不能显著提高他们找到学用匹配工作的概率以及显著降低他们过度教育的发生率，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还会恶化他们受教育情况与工作的匹配情况，尽管这种负面效应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本研究通过进一步的实证发现迁移就业并不能在“工资与福利”、“物质设施条件”、“单位类型”、“工作自由度”、“未来发展空间”、“工作兴趣”与“实现个人抱负”上给硕士毕业生带来显著更高的满意度。这说明整体上，就硕士毕业生的主观评估而言，迁移就业找到的这份工作不仅不会给他们带来短期的经济上的收益也不会给他们带来长期的经济上的收益；但是迁移就业能够给硕士毕业生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城市生活以及能够和男／女朋友、配偶一起生活，能够有利于子女将来的教育上带来显著更高的满意度。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迁移就业对于毕业生总体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发现三个迁移变量的系数都是不显著的，这说明毕业生选择迁移就业，并不能在工作本身上获得直接的显著正向收益，甚至还存在着负向的收益；但是却能收获显著更多的工作所在的地区与城市所蕴含的各种非经济性的收益。一言以蔽之，毕业生选择迁移就业，并不是为某个特定工作而去，而是奔着某个特定城市而去，而这个特定城市所蕴含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的权益，包括教育资源、文化资源、医疗资源、养老保险和社会网络等，才是毕业生看重的潜在的、长期的、非经济性的收益。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实证考察了硕士毕业生迁移就业与各项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且假定某项满意度是衡量毕业生实际获得该项收益的有效变量。实证结果发现整体而言，无论是跨学就业还是跨籍就业抑或既跨学又跨籍就业都不能显著提升那些和工作直接相关的满意度，这些和工作直接相关的满意度既包括短期性质的比如：正资、福利、物质、设施、工作自由度等，也包括长期性质的比如未来发展空间、实现个人抱负等；实证结果还发现整体而言迁移就业能够显著提高毕业生在“单位所在地区／城市”与“家庭因素”等方面的满意度。

　　基于上述实证发现，本文认为这说明迁移就业给毕业生带来的经济性的收益不显著，却能够显著提高他们非经济性的收益，体现为能够在喜爱的城市生活，能够和男／女朋友、配偶生活在一起，能够有利于孩子未来的教育等。这也就意味着硕士毕业生做出迁移就业的决定更多是基于获取非经济性收益考虑的。

　　本文认为上述发现就能够从侧面解释“蜗居”与“北漂”等社会现象。大量不同层次的高校学生毕业后聚集来到北京和上海等大都市，并不是因为现有工作在经济上能够带来显著更高的收益，也可能并不希求未来能够事业多么的发达；而更多可能是因为在这些大都市，可以享受到别的地方很难享受到的教育、文化和社会网络等资源与机会，尤其是潜在的优质的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资源，使得许多高层次人才可能舍弃其他更好的发展机会而选择有利于子女将来获得各种优质教育资源的城市。

　　因此，虽然近两年来大众媒体纷纷报道说许多毕业生与白领由于考虑到大都市工作压力大、生活成本高而选择逃离“北（京）、上（海）、广（州）”。但本研究根据实证结果认为只要北京和上海这些大都市拥有其他城市所无法替代的教育、文化和社会网络等资源与机会，那么这种“逃离”必定将是个别的与暂时的；而且还将吸引更多那些已经在其他地方获得事业成功的人为了子女能够有机会读全中国最好的中学与大学会源源不断继续举家迁移进入北京与上海。

　　众多高素质人才选择聚集在特定的几个大都市这是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也是符合经济学理论的，因为当一个社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人才聚集是促进社会分工、知识溢出效应和范围经济以及减少社会交易成本的重要途径。但如果这种聚集现象长期存在从而使得某些地方出现人才浪费而与此同时某些地方却出现人才紧缺，那么这种聚集现象将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比如将打击落后地区投资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加剧地方教育投资与资源的不均衡等。

　　本文发现迁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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