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不能单纯按经济规律办事。
    体育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13]作为文化的一个特殊领域，体育自然而然地面临着如何应对当代文化发展与变革的新课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体育在社会中的地位日趋凸现，与体育有关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关系到“奥运增光”与“全民健身”“两个战略”是否有效实施。因而，体育越来越重视从发展的视角探索与文化的关系，更深层次地认识千差万别的体育现象，如体育道德、体育行为、体育风尚、体育精神、体育价值等。从文化发展的视角来审视体育既是社会转型的特殊要求，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2.3　适应我国体育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国体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和特点，任何墨守成规或是急功近利的管理方式都是行不通的。建国以来，我国体育的发展经历了开创、快速发展、遭受重创以及走向全面发展和革新四个阶段。其管理方式概括起来有两个显著特征：
    (1)“举国体制”——我国体育管理的根本制度。“举国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竞技体育管理的根本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有其新的内涵。即指我国为了在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国际竞技体育大赛上取得优异运动成绩，在发展竞技体育过程中采取的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制度设计。它是以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以政府为主导，以体育系统为主体，以整合、优化体育资源配置为手段，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在国家层面上形成目标一致、结构合理、管理有序、效率优先、利益兼顾的竞技体育组织管理体制。虽然政府主导的传统“举国体制”高度集权化，造成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工作的微观化、具体化和短期化，面临困境与挑战，变革是必然趋势。但应当承认，我国竞技体育在“举国体制”下，政府在项目管理、运动员选拔、竞赛管理、运动队管理等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优势。
    (2)“奥运模式”与“全运模式”——体育管理的中国范式。“奥运模式”与“全运模式”都是我国体育管理的特殊形式，是我国“举国体制”在运动竞赛管理与协调运动训练体系上的具体体现。“全运会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奥运模式”的支柱之一。新时期“举国体制”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改变，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注重科教兴体，走集约化道路，提高训练、比赛、管理效益，这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新时期，应继续发挥“奥运模式”在竞技体育事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继续深化竞赛改革，完善“全运模式”，更多地向“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方向努力。目前要进一步解决“全运模式”从各省(市、区)的利益为出发点与“奥运模式”强调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矛盾，二者必须以新时期的“举国体制”的内涵为依据不断调适与完善，寻找出一条利益兼顾、共同发展的有效运行机制。[14]
    现阶段，我国政府部门检阅各地区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主要方式是对奥运会的贡献和全运会的成绩，并在“举国体制”下，使地方与中央将两种方式进行有机统一和整合，促进我国竞技体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此，从竞技体育的内在规律与特征出发，我国政府体育管理改革与发展必然考虑以下两个发展趋势：第一，我国竞技体育项目布局是按照奥运战略设置的，国内的综合型大型赛事也在趋于国际化，因此，政府的改革导向与决策方向不应该仅仅是金牌和奖牌的排位，而更多的是这一活动的品牌、形象和公信力等；第二，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市场化操办竞技体育赛事，已成为必然。
    2.4　探索政府主导下的体育管理多元化运行机制
    根据前面的研究可知，政府体育管理方式(包括国外体育管理模式)的运行与实施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行政组织隶属关系与调适，二是体育资源配置方式，三是政府管理体育的法规体系，即“政府为管理体育事务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措施”。面对“转型”，从政府对体育管理方式的应对措施和调适状况看，这三个方面构成了“管理方式”的主要因素，各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同便形成了不同的管理方式。依据这三个因素对体育作用的大小来划分，归结起来，有三种类型，即“政府直接干预型”、“政府间接管理型”和“结合型”三种类型。三种模式尽管互有区别，但单一主体的管理模式十分少见。因此，反思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我国都有必要选择一种以突出政府“主导作用”为特征的“政府干预为主”发展模式。其实现路径为：增强政府对体育管理的科学性、提高政府体育部门的工作效率、改进政府体育部门的财政制度、加强各省(区、市)区域间的合作等。
    从目前我国体育管理中政府行为分析得知，突出表现两个不同的形象：即政府在体育中的强势地位与大政府形象，政府在大众体育中的弱势状态与小政府形象。
    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职能改革的大背景下，政府在体育管理中的运行机制和行为方式也将发生相应变革，走体育与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和商业化相结合的道路，从而探索政府、社会、学校共办职业体育、专业体育、业余体育多元发展的路子。
    从我国的体育体制改革的演进过程来看，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社会分工”模式，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实践，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的体育体制，直到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市场为取向的“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体育体制”的改革，实行的都是由政府创租为主的渐进式改革，因此，充分发挥政府在体育职能转变中的主导作用，就成为构建新时期“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的前提和关键。[15]
    3　未来展望
    在新世纪，中国政府在体育事业发展中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政府管理方式，这是中国体育体制改革正在探索的问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刚刚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育体制必然要求正确处理体育发展中的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就是说，要有一个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府体育管理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有利于竞争协作和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
    中国当今体育的改革是一个与世界体育接轨的过程。单就体制改革而言，中国体育体制的转轨必定是不同于东欧转轨、东亚方式和西欧的发展模式，中国体育体制的变革过程必定是一场复杂的、系统的、长期的，并且又一定是有阶段性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改革过程。展望未来发展，中国的竞技体育管理改革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社会集体利益冲突的过程，是一个动力与阻力、改革与保守力量相互抗衡、较量、斗争的过程。我们期望也坚信，在世界体育广泛交融，在中国体育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大势面前，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绝无回头路！
    在中国体育渐进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下，“举国体制”的改革、训练体制改革、竞赛体制的改革、竞技体育职业化等等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都要解决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的划分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政府体育部门所面临的考验，不仅仅是要解决转型时期体育可持续发展问题，还要突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二元经济的约束，从而实现中国体育的新跨越和可持续协调发展，这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思，[冰]思拉恩·埃格特森，[美]李·J·阿尔斯通.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第二辑)[M].罗伟仲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212～213
    [2]靳涛.经济体制转型中的演进与理性[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9-10.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N].北京：中国体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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