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世界，着力于教会人的是“何以为生”的知识与本领。它放弃了“为何而生”的内在目的，它抛弃了塑造人自由心灵的那把神圣的尺度，把一切教育的无限目的都化解为谋取生存适应的有限目的。教育的这种“外在化”的弊病，造成了人只求手段与工具的合理性，而无目的合理性；只沉迷于物质生活之中而丧失了精神生活；只有现实的打算与计较而缺乏人生的追求与彻悟，失去了生活的理想与意义。［3］这便意味着， 教育是培养人的这一无庸置疑的命题并未带来名副其实的效果。外在化的、工具性的教育实质上并未真正地培养人，甚至从根本上说是压抑人、异化人。
    人源于教育，人生成于教育，人提升于教育。教育最根本的逻辑、使命与依据就在于“成人”。漠视“成人”的逻辑与旨趣，教育便走向其自身的悖论；抛弃“成人”的依据，教育便会犯下不可饶恕的“渎职罪”。汤因比认为，教育的正确目的，归根结底是宗教性质的东西，不能只图利益。教育应该是一种探索，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同样，池田大作也认为，学问和教育本来的意义非常接近某种意义上的宗教性质的东西。教育的根本课题是在于说明和回答人类应当怎样存在，人生应该怎样度过这些人类最重要的问题［4］（P60）显然，以提升人为旨趣的教育，必然是与社会经济功利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性主义的教育相对立的，它是以精神、意义、人格为主旨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内在价值导向性教育。它要使人不断地从既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超越各种给定品性，达到更加完美的境界。因而，从根本上说，教育属于应然性的范畴，生成人、解放人、提升人是当代教育必然的逻辑与最为迫切的核心使命。只有这样的教育才称得上是人的教育。
    人的教育，决定了教育过程是人的一种自觉、自为、自我创造的过程，而不是教育者像雕塑那样，机械地按照社会的“模型”、“模具”进行的模塑过程、加工过程。教育活动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一种交互作用的活动、协商活动，是受教育者在教育者的组织、引导、启发下的自我生成、自我建构的活动。教育作为人的自我生成与建构活动，强烈反对那种使个体达到某个固定的水平、使个体成为某种客观规定性的人的外塑论教育。它要使个体不断地超越已在的东西，创造出新的人性内涵、价值与意义。人具有无限的超越性，人的教育具有无限的生成性。超越与无限使人的教育与任何指向“某一点”的僵化的教化活动具有根本性区别。人的教育不允许教化，人的教育也不屑教化。
三、乌托邦：当代教育的根本品质
    人的教育，以其自身的解放与自主为出路，以生成人与提升人为宗旨。那么，这种教育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教育呢？肯定会有人说：那是空幻的乌托邦！的确，它是乌托邦，但不是空幻的。教育理应具有乌托邦精神，乌托邦之路是教育生成人、提升人、走内在超越之路的必然选择。尤其是今日教育，它必须是乌托邦的。没有乌托邦精神，教育就难以真正达到以人为本的境界，没有乌托邦精神，教育就难以走出工具论的误区。
    无疑，直到今天，乌托邦一词一直被视为是空想的代名词。一提及乌托邦，人们首先便会联想到不实用、不现实的空洞口号和教化式的“大道理”，继而产生反感、厌恶及排斥的心理倾向。于是，乌托邦成了一种用于讽刺、挖苦、嘲笑的专用术语，背上了种种罪名。“简直是乌托邦！”——这是人们时常能听到的对所谓的“不现实”、“不实际”、“浪漫”的言行所做的最普遍的评语。乌托邦精神就这样被冷落下去、被扭曲、被湮没。人们或者是小心翼翼地疏远它、躲避它，或者是大张旗鼓地排斥它、旗帜鲜明地攻击它，并理直气壮地走向其反面——庸俗化、实用化、现实化及功利主义等。教育的种种失范、扭曲、异化等无不是乌托邦精神缺失使然。然而，不管人们怎样抵毁、攻击乌托邦，人类终究要并重新激发出对乌托邦精神的渴望与追求。教育尤其如此。事实上，在20世纪出现的众多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大多都在恳切地呼唤着、企盼着乌托邦式的教育理念。“那种使人不再服从于现实的教育哲学，一直是以乌托邦的远景为其鲜明特点的。”［5］（P146）
    乌托邦精神决不能被简单地、绝对地理解为虚无缥缈、子虚乌有的幻想、空想，尽管乌托邦原初表面的字义如此。乌托邦精神更为深刻的、深层次的内涵与意义却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对现实的超越、对内在精神的向往与关怀。高清海先生曾说：“真正说来，所谓‘乌托邦精神’，在本来的意义上也就是人类对超越现存状况的价值理想不懈追求的那样一种精神。”［6］（序言部分）在布洛赫看来， 乌托邦的总体特征是：其一，乌托邦具有冲破现实的要求；其二，乌托邦表达了对更美好生活和世界的愿望和希望；其三，乌托邦设想的基本核心是人，它是人道主义的同义语。［7］（P42）也就是说，乌托邦精神是使人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一种精神，是对符合人性的美好事物或境界的设想，是批判、超越、创造精神的总和。乌托邦精神是人的根本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标志。
    20世纪是一个拒斥乌托邦的世纪。所以，在20世纪，人们感到惶恐不安，对人生的意义感到困惑与迷惘，甚至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欲到哪里去”的问题均感到茫然、不知所措［8］（P93）。可以说，抛弃了乌托邦，人类也就抛弃了一切内在的美好的东西，诸如人格、尊严、美德、理想、希望等等，都随乌托邦精神的逝去而消失。于是，人不再有终极关怀、深度关切。从成人到青少年，无不如此。邵道生先生总结了社会转型期四种消极的国民心态倾向，无一不是乌托邦精神的丧失所致。其一是国民心态中的“物欲化倾向”，其二是国民心态中的“粗俗化倾向”，其三是国民心态中的“冷漠化倾向”，其四是国民心态中的“躁动化倾向”。［9］可见， 乌托邦精神的缺失带来的是何等可怕的结局。无疑，人只有从乌托邦精神中才能找到寄托、看到希望、发现意义及生成自己。“没有预示未来的乌托邦展现的可能性，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颓废的现在，就会发现不仅在个人而且在整个文化中谋划令人类可能性的自我实现都受到窒息。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总是被束缚于现实之中，无所发展……没有任何可能性的生存无异于动物的苟延残喘，没有任何意义的生存无异于死亡。”［10］（P257）人，曾无情地、轻率地放逐了乌托邦，如今，他必须在深刻地反思与忏诲之后虔诚地、热情地迎回、拥抱久违了的乌托邦精神。
    迎回、拥抱乌托邦，无疑是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的“轴心原则”。而教育则必须走在社会其他领域前列，率先走进乌托邦世界。教育的世界理应就是乌托邦的“故乡”、乌托邦的发源地。如果说社会的政治、经济等领域，时常因囿于现实性原则与考虑而排斥乌托邦，还“情有可原”的话，而作为一种指向未来的事业、指向人的生成的事业、作为创造理想与希望的事业，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的标志，它对乌托邦的任何冷淡、甚至丢弃的情绪、倾向及表现，都是一种自我异化，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的。
乌托邦是教育之本，是教育的根本性品质，找回乌托邦，教育就找到了自我。人类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必须依靠乌托邦式的教育，只有这种教育才会营造一种公平、民主、充满人蕴的文化氛围，只有这种教育才能为社会发展培养大批真正有理想、有道德、有智慧的高素质与高境界的人。教育呼唤着乌托邦！乌托邦企盼着教育！教育必须是乌托邦的！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 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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