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愚忠"？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 对历史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确立或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时代[2]，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打倒，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遵循的是中国儒学传统和西方影响的怪异混合；但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大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语言、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已经陈腐的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右派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政治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人口太多，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问题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研究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禁区"。这一切在"陷害右派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八九年事件等的干扰，中国文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党八股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毛泽东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三、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现状讨论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3]： 

　　"1. 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文献；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 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学术规范的讨论确实有必要，钱宁在1996年出版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4]："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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