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情，也有的说爱情。教师说统统都不是。
我也长考半天，不知其然。我想教师一定有精妙、深刻、生动的答案。 
　　最后教师以深沉的语调郑重其事地说：“同学们，人世间最崇高、最
伟大的感情，既不是父子情，也不是母子情，更不是兄弟情、姐妹情、爱
情。而是阶级情、民族情。本文作者描写父子情时，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这种父子情，就带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40年代，朱自清不吃美国的救济粮，所表现的就是一种伟大、崇高的
民族情、阶级情。我们要善于把渺小的感情升华为阶级情、民族情！”教
师一脸的俨然、肃然，学生却一脸的茫然、木然。 
　　课后我私下问这位教师，你说的是由衷的话吗？你真的认为人世间最
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是阶级情、民族情吗？或者你真的认为父子、母子等人
伦感情，跟所谓的阶级情、民族情是对立的吗？这位老师十分坦率，说：
“何必那么当真，语文课上有几多真心话！但必须那样讲，否则就过不了
关，课就被认为不深刻、没有高度。另外我还怕，学生考试遇到此类问题
难以应对，怕学生答题不符合标准答案……” 
　　我从教多年，深知这绝非个别现象。写作中，学生稍有率性的言语，
稍有个性的表达，就可能被一些教师轻率地判为“不积极”、“不健康”、
“无意义”、“不深刻”、“偏激”。我当然认为，“积极”、“进步”、
“健康”、“深刻”、“有意义”等诸多真正的人文价值范畴，应是每个
社会、每个成员的基本的人生价值规范，是每个人都应有的精神追求，是
一种理想的至高目标。但我们的教师切不可用“伪圣化”的眼光去使用这
些范畴，不能笼统和轻易地滥用这些概念，不要动辄指斥孩子们不积极、
不进步、无意义等。 
　　几岁十几岁的中小学生的写作与说话，应以生活化、平民化、率真为
主，以朴实和真切为高，以十几岁孩子所能有的精神体验为基本限度，切
不可拔高，尤其不可用神圣、崇高甚至伪神圣、伪崇高去取代孩子们生活
化、平民化的具有独特个性的语言表达和精神体验。 
　　苏霍姆林斯基说：“关于一个人、一种行为、一种现象、一种事，你
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任何时候也不要去努力猜测别人听了你的话会对你
怎么样，这种猜测会使你变成虚伪的人，阿谀奉承的人，甚至卑鄙的人。”

　　我们还常常看到这样的作文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全国某年的高考题），《我的财富》（上海某年高考题）。 
　　这两个题目，在我们大的话语氛围中，都内在地隐含着强大的制约性。
如第一题，隐含着“忧在天下先乐在天下后”的思想，所有考生必须顺着
这个正面题意“强力”阐发。第二题，内在地隐含着这样的意义———必
须写“我的精神财富”，绝不能写“我的物质财富”。这也等于逼迫学生
虽无切实的精神体验，也得大论特论一通。可以想象，在“强力”制约下，
学生勉为其难写出的文章，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真话？我们的语文教育中，
这样的大题目、大概念总是太多，这样的强力话语、强力倡导、强力制约
总是太多。 
　　“伪圣化”的中国语文教育（包括社会的大语文教育环境）培养出的
孩子，有两种极为奇特扭曲的现象： 
　　（1）“少”与“多”的反差：语文课上，无话可说，课后的话却滔滔
不绝；作文课上冥思苦索，搜肠刮肚也写不出来，而在日记、在给朋友的
信中却下笔就百语千言。 
　　（2）“真”与“假“的反差：在交给老师的作文、在试卷上写的文字、
公共场合表达的言谈与文字，多是根据场合所说的应景话。而在日常言谈、
书信、日记中，都是自由、率性的抒发与剖白。因而，我们的学生形成了
一种“两面人格”，自小就学会了用两种心态两套语言去应对社会，见什
么人讲什么话。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多少年来以伪圣化话语压制
个人语言、个性精神的恶果，是悖逆真正人文精神的恶果！ 
　　我们的语文教师，不能抒发自己对课文的一己理解。一个原因，是怕
考试时不符合全国一统的标准答案，而深层原因，却可能是怕触犯某种无
形的东西。在“伪圣化”专制话语氛围训导下成长起来的不少语文教师，
早已经没有了自己独到的一己之见。按既定套路来思维，早已积淀成一种
“潜意识”！ 
　　这种教育的结果，使学生在听说读写的时候，必须猜测怎样才能博得
阅卷老师的高分，绞尽脑汁把作文的主题往理想、爱国、崇高、积极方面
升华、拔高，惟独不敢说想说的话、心里的话。总之，不敢忠实于自己的
精神！ 
　　这是十分压抑、悖逆人性的，是束缚个性的、束缚精神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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