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上，原苏联学者并不把课程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来研究，只在他们编著的教学论著作中用一两章篇幅很有限地谈谈教学内容——课程理论问题。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版了两本专门研究课程问题的著作，一是Β·С·列德涅夫所著《普通中等教育内容的结构问题》，一是В·В·克拉也夫斯基和Ц·Я莱纳主编的《普通中等教育内容的理论基础》，这表明前苏联学者已开始系统地探讨课程问题。
　　事实上，课程论所研究的对象——课程，和教学论所研究的对象——教学，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关系是十分密切、几乎不能分开的，由于这个缘故，再加上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使得中外学者在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问题上众说纷纭。原苏联长期以来只是把课程论作为教学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学者也受其影响，倾向于“大教学（论）、小课程（论）”的体系。西方学者在课程论与教学论关系问题上也看法不一。例如，著名课程论学者塔巴(Hilda  Taba)认为课程与教学是有区别的，课程的范围大于教学，课程的重要性也高于教学。哈利·布朗迪(Harry  Broudy)和蔡斯(Robert  S.Zais)也认为课程是个更广义的概念，课程是母系统，教学是子系统。著名课程学者坦纳夫妇(Tanners)则认为课程和教学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布鲁纳和麦克唐纳德认为，课程与教学是两个同等重要的不同教育领域，尽管有时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它们仍保持着各自固有的特点和独立性。比彻姆(G.A.Beauchamp)更为明确地提出，课程理论和教学理论是教育学的并列的下位理论。有人把西方学者关于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概括成五种主张：“教学（论）包含课程（论）模式”“二元独立模式”“相互交叉模式”“课程（论）包含教学（论）模式”“二元循环联系模式”。（注：Oliva,P.F.Developing  the  Curriculum(3[rd]ed).New  York:Harpercollings  Publishers  Inc.p.11.）但从整体上看，西方学者持“大课程观”者还是居多，即普遍认为课程论是教学论的上位概念，课程论包含着教学论。（注：田慧生，李如密.教学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刘要悟，他提出：“课程与教学：教育实践的两个领域”，“课程论与教学论：现代教育学的两个分支”见《教育研究》1996年第4期。）
　　西方学者经过课程与教学、课程论与教学论关系问题的讨论，已形成如下共识。（注：施良方，崔允ｈｕǒ＠①.教学理论——课堂教学的原理、策略与研究[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24.）第一，课程与教学虽然有关联，但又是各不相同的两个研究领域。课程强调每一个学生及其学习的范围（知识或活动或经验），教学强调教师的行为（教授、对话或导游）。第二，课程与教学肯定存在着相互依存的交叉关系，而且这种交叉不仅仅是平面的单向的。第三，课程与教学虽是可以进行分开研究与分析的领域，但是不可能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各自运作。第四，鉴于课程与教学有着胎联式的关系，“课程—教学”一词也已经被人们接受。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课程问题的研究热情日益高涨，对这个关系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多样化。有学者概括出五种关系模式，即：大教学论模式；交叉论模式；二元独立模式；二元相互联系模式和大课程论模式。（注：黄甫全，王本陆.现代教学论学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
　　国内持二元相互联系模式论者认为，“教学论与课程论是两个关系密切、部分内容相互交叉但同时又有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和专门对象的平行的教育分支学科，是教育学的下位学科。”“无论是将教学论纳入课程论还是将课程论纳入教学论都是不妥的。都不利于这两门学科自身的发展。……比较实际的态度应当是既注重二者的区别性和独立性，承认它们平等的学科地位，同时又重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注：田慧生，李如密.教学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刘要悟，他提出：“课程与教学：教育实践的两个领域”，“课程论与教学论：现代教育学的两个分支”见《教育研究》1996年第4期。）
　　主张大课程模式论者对这种“两分法”提出了异议。认为“这种使课程与教学、课程论与教学论相互独立而分开的观点，可能产生一种误导，致使人们走向极端，出现教学研究与课程研究相互独立、相互脱离，教学实践与课程实践相互独立、相互脱离，最终给课程理论和教学理论、课程事业和教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他还强调，“课程本质上是一种教育进程，课程作为教育进程包含了教学过程”；“课程的属性和类型是多方面的，包含了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显在课程与隐蔽课程，也就包含了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模仿教学与陶冶教学”。他“意识到课程论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结构为，大课程论下分为课程论、教学论、分支课程论、分支教学论和教育技术学，每个下位学科又包含着大量的次下位学科。”（注：黄甫全.大课程论初探——兼论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J].课程·教材·教法，2000,(5).）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学者在批评分离论的同时，自己又一再地将课程研究和教学研究层层分离，骨子里仍未脱去二元论的束缚。揭去“大课程论”这件外套，人们看见的还是“一袋马铃薯”。
　　另有学者指出，20世纪的教育是以课程与教学的分离为特征的，造成这种分离的根源是二元论思维方式以及支撑这种思维方式的社会背景和“科技理性”。“在制度层面，课程与教学极易成为两个分离的领域，二者的关系也被视为一种线性关系。课程就成为学校教育的实体和内容，它规定着学校教育‘教什么’。教学是学校教育的过程和手段，它规定着学校教育‘怎样教’。课程是教学的方向或目标，是在教学过程之前和教学情境之外预先规定好的。教学的过程就是忠实而有效地传递课程的过程，而不应对课程作出任何变革。”（注：张华.课程与教学整合论[J].教育研究，2000,(2).）这样就造成了课程与教学的割裂，这也就意味着内容与过程、目标与手段的二元对立。20世纪初，杜威以认识论的“连续性”原则反对传统教育的二元论错误，努力消解课程与教学的僵硬对立，通过强调教材与方法的内在连续性、目标与手段的内在连续性以及通过“主动作业”这种具体活动方式，实现课程与教学的统一。20世纪末，在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哲学解释学、后现代哲学等思潮的影响下，以“解放兴趣”为核心，开始了课程与教学的重新整合。当“制度课程”转变为“体验课程”的时候，课程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课程是“一个情境化的社会过程”，是“一系列事件”，是“学生有机会学的东西”，是由师生交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不断生成的建构”。这样，“课程与教学不再是社会对教师与学生施加控制的手段，而是教师和学生追寻主体性、获得解放与自由的过程。”原来处于分离状态的课程与教学也就通过师生不断的变革课程和共同开发课程而重新整合起来。（注：张华.课程与教学整合论[J].教育研究，2000,(2).）
　　概括起来说，在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问题上，完全的各自独立论已经没有市场，但主张相对独立地开展研究、同时注意相互照应者不在少数。试图将二者统整起来的要么用课程论去统合教学论，要么反之。这些观点的一致性在于把研究对象——课程和教学在现实中的分离视为当然。而笔者认为，二者的割裂是人为的，必须真正超越二元对立的立场，开展课程与教学的一体化研究，无需计较由谁来统整谁。这两门学科，目前依然可以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照地向前走一段时间，但最终是会走到一起来的。毕竟它们本来就是指向几乎同一个事物，区别只在于视角和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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