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论证其社会契约论及自由平等的思想。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人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权利平等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创造这种‘自由’而‘平等’的人们，正是资产阶级生产的主要工作之一。虽然这在最初不过是半自觉地发生的，并且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但是自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以来，就牢固地确立了一个原则，即一个人只有在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动负完全的责任，而对于任何强迫人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做法进行反抗，乃是道德上的义务。”[7]（三）宽容———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石“宽容一词是16世纪才出现的，即在宗教教派分裂的历史语境下，从拉丁语和法语中借用来的。这个词最初的含义比较狭窄，意味着对异己信仰的容忍。在16和17世纪，宗教宽容渐渐变成了一个法律概念”[8]。尔后又经过数百年的完善，最终成为资本主义今天所标榜的宽容。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宽容定义为“允许别人有判断和行动的自由，耐心、不带任何偏见地容忍那些有别于自己或普遍接受的观点、行为的人”[9]。著名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也给出了相似的定义：“宽容是指一个人虽然具有必要的权力和知识，但是对自己不赞成的行为也不进行阻止、妨碍或干涉的审慎选择。”[10]归纳上述两个比较权威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宽容的概念大致包含3层内容:第一是否定性评价。宽容主体对宽容客体的行为和观点持否定性意见；第二是干涉的能力。宽容主体具备采取必要措施干涉宽容客体的能力；第三是行为的克制。宽容主体选择性克制，容忍那些有别于自己或普遍接受的观点、行为的人。

    新教的“因信称义”学说主张：每个信徒都可以通过学习解释《圣经》和其他教义，从而直接与上帝进行沟通。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宗教改革也出现了诸多派别：马丁·路德领导的市民温和派宗教改革；闵采尔与再洗礼派的人民宗教改革；慈温利与苏黎世的宗教改革；布赛尔与斯特拉斯堡的宗教改革；加尔文与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及加尔文与法国的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的改革和复兴；罗耀拉的改革与耶稣会的成立；索齐尼与阿明尼乌主义等等。因此，每一信徒心中都可能有一个不同的上帝，信徒可以在不同宗教派别中进行选择。这不仅彻底击碎了教皇神圣的光环，同时也造成了基督教内部的大分裂。让信仰坚定的教徒学会善待“宗教异端”是极其困难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各方的立场都是水火不容，充满屠杀和暴力。

    为了缓和教派间冲突，使持不同信仰的教徒之间和平共处，不同教派之间必须找到一种权宜之计，那就是宽容。在宗教信仰暂时不能达成一致的境况下“，通过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允许差异性有一块社会空间”[11]。因此“，宽容的目标不可能是平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而是调和那些崇尚彼此冲突的价值观念的个人和生活方式，使之共同生活。要共同生活，我们并不一定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我们需要多种生活方式可以共存的共同制度”[12]。

    资本主义世界从形成之初直至当代，其内部始终包含着众多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群体、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利益诉求等等。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多元化倾向更加突出，这些都是潜在的矛盾冲突点，如何将这些冲突维持在可控的范围之内，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了资产阶级的重大挑战。为此，他们极力倡导不同的利益集团、个人之间要相互宽容，学会接受异己。也正是由于宽容的力量，社会冲突才不会大规模爆发，资产阶级的统治才可以顺利持续。来源于宗教改革的宽容精神成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石。

    （四）平等———资本主义民主的主旨首先，平等思想贯穿于宗教改革的各个时期。12世纪后半期，在法国南部出现了阿尔比尔派“异端”运动。他们不承认主教制、教阶制、三位一体、地狱和天堂之说，并认为这些都无法拯救世人，人类唯一的出路就是按照原始基督教的模样重新建立廉洁教会和公平合理的社会。13世纪晚期，著名的“异端”代表人物多尔钦诺认为，私有财产的存在促使社会不平等，造成贫富不均，要想消除社会不和、贫富不均的现象，社会财产必须归大众享有。他的主张已从“上帝儿女的平等推论到城市社会的平等，甚至已多少推论到财产的平等。”[13]多尔钦诺的思想对16世纪的闵采尔、莫尔以及17世纪的康帕内拉宗教改革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蓝图，并最终为资本主义的平等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次，路德提出的“因信称义”使宗教生活世俗化，从而动摇了基督教（天主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神圣地位，在上帝面前，广大基督教信徒都具有平等的地位。这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奠定了思想基础。因为信仰是所有基督教徒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而基督徒都蒙受上帝的洗礼和恩典、接受一种福音，因此，广大基督徒之间除了职务的区别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差别，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

    再次，路德还提出了“命定论”(predestination)和“天职观”(calling)。路德所谓的“天职”观念是某种人类必须作为神明旨意而接受、顺从的东西，他宣扬的是服从权威和接受既成事实。加尔文教义不仅将路德的“天职观”发扬光大，而且使“命定论”占据了中心位置。据此，每一个人死后能否超脱，上帝在他出生之前便已确定，他在尘世中所做的一切，并不能影响上帝的预定。教会、牧师、圣事都无助于人的解脱。

    上帝“通过他那完全不可思议的判决，永远地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并控制了宇宙最细微的末节。由于上帝的判决不能改变，因此对于那些他赐予了恩典的人来说，他的恩典是不会失去的，正如对于那些上帝决定不赐予恩典的人来说，他的恩典是无法得到的一样。”[14](85)“天职观”使近代平等观植根于宗教领域。每个人之所以有不同的“天职”，是因为上帝赋予人们以不同的天赋。“在上帝看来，每一种正当职业都具有完全等同的价值”[14](58)。所有职业都是为了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城”，都是荣耀上帝的手段，在神面前地位一律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对封建政权教权等级观的反动。启蒙运动时期，这一观念又演变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与“自由”相结合，成为资产阶级民主精神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语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宗教改革是新兴资产阶级为适应资本主义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需要，企图改变封建神学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结构，创立资产阶级的新价值观和民主共和政治组织的一种初步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上砸烂了封建神学的思想枷锁，局部改变了欧洲社会的政治格局，资本主义民主的四大核心精神得到恢复或者确立，为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虽然，宗教改革运动已经结束了5个多世纪，但是，其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基督教信徒遍布资本主义各国，在信仰基督教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政府官员到普通公民，很少有人公然违背上帝的旨意，就连美国总统都要右手按在《圣经》上宣誓就职。可以说，宗教力量仍然不可低估。宗教改革确立的民主精神———个人主义、自由、平等和宽容至今仍是资本主义政治架构的核心内容，基督教义时常被用来论证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当然，我们也要学会辩证地分析资本主义民主和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毕竟是为资产阶级统治人民服务的，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要想推翻奴役人的制度，打破束缚人的精神锁链，不能依赖宗教改革，只有通过革命实践，实际地变革现实的社会关系。

【参考文献】

[1]（美）G.F.穆尔.基督教简史[M].郭舜平，郑德超，项星耀，林纪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81-282.

[2]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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