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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秩序

发布时间： 2003-1-17 作者：詹明信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生于1934年，25岁

获那鲁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加州圣地亚哥大学、那鲁大学的教授，现任

教于杜克大学。主要著作有《语言的囚狱》、《理论的意识形态》等。这篇《世界新秩

序》写于苏联解体、柏林墙被推倒之后，詹氏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主义未尝

失败，资本主义未尝成功。其中的论点与众不同，发人深省。詹氏在另一篇论文中曾说：

“只要我们在对过去进行阐释时牢牢地保持着关于未来的理想，使激进和乌托邦的改革

栩栩如生，我们就可以掌握过去作为历史的现在。”本书选用时略有删节。

  如果我们对市场体系进行有意义的分析，我们便不能说社会主义失败了，也不能说资本主义成功了。所有真正反动的意识形态都承认这一点，它们抱怨在后期资本主义的干涉下真正的自由市场并不存在；格尔布莱斯（Galbraith）很早便注意到少数制造商对市场的控制取代了（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当然，不论后期资本主义的三大中心－－日本、1922年以后的欧洲和北美的超级大国－－取得多大的成功，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如果我们相信那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口吐真情的经济学家的话－－）是没有前途的。罗斯托文式的起飞阶段（the Rostowian“take off stage”）对多数处于边缘或半边缘的不发达国家－－负债国家－－来说只是空想，在具有传奇性的“社会主义的崩溃”发生之前就已如此。所不同的是：现在这些国家有了未来，有了作为买主和依赖他人的国家、作为廉价劳动力和生产原材料的来源的未来。这个未来只会使发财致富的买办资本家高兴，而人口过剩、面临失业的大众只好等待其他某个体系的重新干预。（如果你不愿意再把这“某个”体系叫做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你现在最好给它另外起个名字。）



  至于说共产主义本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发展动态并不由于它的失败，而是由于它的成功。不是左翼经济学家颂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党政权（不论在第二世界还是在第三世界里），是不发达社会快速实行工业化的途径，而是右翼历史学家现在想使人们相信：假如苏联自由主义者不受到干扰的话，苏联今天也许可以具有更强大的生产力。事实上，先不提农业国的波兰实现了工业转型，我们得承认，斯大林主义是个成功，它完成了现代化的使命，发展了新型的政治和社会主体。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是我一个，认为如果波兰没有劳动力的集中来反对以共产主义政权力形式的单一雇主，那么波兰的团结工会根本就不会出现。以更普通的方式对苏联的强调来否认共产主义工业化的失败对一些人来说是具有悻论意义的，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的那样，这些人“相信历史曾经存在过，但是它不再存在”。按辩证法观点，承认某物是个成功即是承认内在于该成功的新矛盾的出现。矛盾明显与混乱不同，混乱往往伴随从前的失败。应该把最近发生的事件看成是出现了新的矛盾－－当然事件是发生了，但它并不完全像我们被告知的那样。



  发生的事件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整套世界体系－－它在世界范围里突然攻破和扩展了从前的体系－－出现了（或者最好说，被证明是出现了），从前体系的所有组成部分和成分被彻底重新评价和在结构上受到修正。我想谈谈与此有关的三个经济现象或称三个经济范畴：民族债务、效率、生产率。我这一生中所目睹的最神秘的事情发展之一是：尽管基本上没有变化，强大的民族经历了从富足衰落到贫穷这一难以解释的过程。在60年代，从创办新学校和推行新的福利项目到进行新的战争和使用新的武器，一切都是可能的。而在80年代，同样的国家不再支付得起这些开消，每个人都开始叫嚷有必要平衡预算（预算平衡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一致呼声，也成了目前争吵辩论的中心。）但是正如海尔伦纳（Heilbroner）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偿还清国家债务不仅是个灾难，而且实际上是别的国家怀疑我们的基本价值和偿付能力而强迫我们平衡预算的。一个受到人民普遍信任的强大政权可以发放公债和承受赤字开支，只要它不必担心邻居是如何看待它的；但是当一个从前是自主的民族国家发现自己属于当今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时，这个担心便成了问题的所在。效率也是如此（保尔·斯威兹［paul Sweezy］和亨利·马格道夫（ Harry Magdoff］很早以前就曾在讨论中国革命时这样说过）：甚至在现代化的情况下，生产效率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和不可割舍的价值－－可以有其他值得优先考虑的事情，例如，工业教育、农民的再教育，或者企业工人的政治教育和工人自我管理的训练。但是在一个世界体系里，非竞争性的工业实务（和物质工厂）明显地成为一个祸害，拉革命集体的后腿，使其堕落到第三世界甚至第四世界的可怜处境。同样，马克思很早以前在《资本论》里就曾教导过我们，生产率也是市场统一的结果；生产率不是什么某种无限的绝对物：当与外隔绝的村庄或外省的产品与宗主国的产品在一个统一的体系里相比较时，原先在这些村庄或外省里是完全有效的生产率会突然降落到十分低等的程度。这正是苏联和其同盟国家一头栽进资本主义国际市场时发生的事情；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之神－－或者说是马车－－与在最近20年内出现的晚期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挂在了一起。



  当我有机会在较为中立的国家里与来自一些“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交谈时，这些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在过去被称为德国的“重新统一”（reunification）而现在却被莫名其妙地单称为德国的“统一”（unificaiion）的那一天，我恰好路过被分割的柏林。我吃惊地看到人们的恐惧，他们对“统一”没有热情，除了那种最正式、最官方的兴高采烈的热情（他们举行与苏联的“十月革命庆祝”或者美国的新年除夕的酗酒狂欢十分相像的通宵达旦的城市晚会）。我也吃惊地看到两边的知识分子灰心沮丧：西柏林人对自己将要成为过是德国人的前景感到懊恼，西柏林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不同和有区别于一般德国人的－－这就像纽约人突然发现自己是俄亥俄州的一部分似的；东柏林人感到惊慌失措，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失了业，不管他们从前的工作是什么。在原来的东德，所有的科学机构都被关闭；出版社销声匿迹；随着货币的重新统一，昂贵的新咖啡厅不知从何处钻了出来；有房子的人在做着被西柏林人赶出去的准备，西柏林人在1945年前曾拥有这些房产；租借公寓的人准备看到他们的房租上涨三倍或四倍。西柏林人面临着房租和其它开消的急剧上涨，因为联邦的补助金将要被取消。柏林将要成为新的首都，但是柏林也将会是一个充满失业的城市，处于新欧洲东部的边界；它会再一次成为来自更为东边的经济避难者的城市，就像魏玛时期一样－－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涌向柏林，但是这个柏林却不具有魏玛时期柏林的俗气可疑的华丽和迷人之处。现在似乎没有人愿意过多考虑魏玛时期；德国统一时，柏林最有名气的展览是俾斯麦的伟大生平和俾斯麦时期（anenormous life and times of Bismarck）。



  同时，考虑这个体系改变的独特性似乎也是必要的。东德人认为这种体系的改变是一种殖民主义，这种殖民主义当然没有多少历史先例（如果说社会或社会主义财产关系在本世纪之前并不存在的话）。很明显，在此有比权力更多的东西处于危急之中；不光是由胜方的政党官员取代败方的政党官员而产生的错位的问题。我自己只能想起一个远距离的推论，即：美国国内战争之后，美国南方实行了重建，南方的政治和财产关系的改革是由一个胜利的占领军的政权实施的。　



  热月①之后的文化和政治会出现什么变化，并非连贯的。例如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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