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国范围来看，郊区企业总部的增加也异常迅速。1965年，美国《财富》杂志所统计的前500家大公司中，有47家的总部设在郊区，1969年增加到56家，1974年猛增到128家，增加了一倍以上，1978年再增至170家。而在《财富》杂志所统计的第501至1000家大公司中，1974年总部设在郊区的有161家，1978年增加到182家。由此可见，70年代以来，企业总部的郊区化速度加快，这期间所有迁移的企业总部中，有75%是从中心城迁往郊区。（注：Peter O.Muller,Contemporary Suburban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Inc.,1981),pp.148-149.）
　　由于美国的制造业、商业、服务业乃至办公业不断向郊区转移，郊区的总就业不断增加，乃至超过中心城。到1980年，美国的总就业有将近一半分布在郊区。（注：Ervin Y.Galantay,ed.,The Metropolis in Transition
(New York:Paragon House Publishers,1987),P.288.）而在美国前15位大都市区中，只有1/3的工作分布于中心城，即郊区占去了2/3，而在其后的另外10个大都市区中，中心城就业也只有36%，即郊区占去了64%。（注：John C.Lowe,Patterns of Spatial Dispersion in Metropolitan Commuting,Urban
Geogranphy,Vol.19No.3,1988,P.237.）郊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城市职能，越来越城市化了。所以某位观察家指出：“郊区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已经成为一个万花筒。”（注：Robert Cervero,Suburban Gridlock (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1986),p.39.）
　　　　三、美国城市郊区化的特点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西欧相比，美国城市的郊区化表现显著的不同特点，我们可以从郊区化的速度、郊区的发展模式和中心城市的命运等几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从郊区化的发展速度来看，美国郊区的发展起点低，速度快。美国郊区的发展之所以起点低，是因为美国的许多郊区社区或城镇是在人口郊区化的过程中创建起来的，人口基数很小，而西欧的许多郊区城镇古已有之，人口基数已经很大。所以美国郊区化的速度就显得格外迅速，早在20年代郊区的人口增长率就已超过了中心城。而直到50年代，西欧九国中心城的人口增长率仍然高于郊区，两者分别为13.21%和5.55%。到了60年代，西欧郊区人口的增长率才有大幅度提高，为10.73%，几乎与中心城的10.81%持平。（注：Donald N.Rothblatt and Daniel Garr,Suburbia:A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London:Groom Helm,1986),p.5.）
　　其次，从郊区的发展模式来看，美国与西欧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欧的郊区化是在国土规划指导下进行的，郊区的发展有统一的规范，综合性集约化的郊区城镇是西欧郊区发展的主要模式。以英国为例，由于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思想在英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政府决定限制大城市蔓延性的扩展。于是，193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绿带法案”，在伦敦周围建立了一条宽5英里的绿色环带，禁止在环带以外建立居民社区，从而限制了伦敦的扩张。为了限制郊区的发展，政府还限制郊区到伦敦的交通流量，因此，在进入伦敦市区的郊区人口中，大约只有8%乘坐私人汽车。（注：Philip C.Dolce ed.,Suburbia,The American Dream and Dilemma
(New York:Anchor Press,1976),p.182.）1943年，英国城镇与乡村规划部成立，该部有权控制国土的使用和对地方政府行使司法权。此后，在伦敦郊区建立了一系列集约性的卫星城，以减少伦敦的拥挤，但不允许建立蔓延式的郊区，这一做法为其它欧洲国家所效法。而美国的郊区化没有严格的总体规划，虽然30年代联邦政府也曾经提出过“绿带建镇计划”，但由于私人资本的强烈反对而成为泡影。另外虽然美国的每个郊区都有自己的规划，郊区居民区和商业、工业用地是分开的，但这种规划规模太小，被称为“零零碎碎”的规划，不能有力地控制郊区的蔓延。不仅如此，战后美国还大力修筑高速公路，加速了市郊之间的通勤，还实行了鼓励居民到郊区定居的住宅抵押保险制度和补贴制度，因此，美国的郊区化在战后呈爆炸式或蔓延式的膨胀，住宅和人口密度很低。这种郊区化模式被称为“美国模式”。（注：Philip C.Dolce ed.,Suburbia,The American Dream and Dilemma
(New York:Anchor Press,1976),p.169.)
　　再次，美国和西欧国家中心城的命运不同。美国城市在郊区化的过程中流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中上阶层，税收基础受到严重削弱，而穷人和少数民族却不断向中心城汇集，福利负担加重，财政开支捉襟见肘，城市设施不断老化，因此中心城日益呈现出衰败的迹象。战后欧洲城市虽然也出现了郊区化现象，但由于郊区化速度缓慢，而且城郊没有出现穷人和富人在市郊布局上的分异，人口分布比较均匀，所以中心城并未表现出衰败的迹象。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还与欧美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欧洲城市有一个悠久的规划传统，每个城市的发展都有严格的规划，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而在美国则个人主义盛行，当中心城生活恶化时，人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便一走了之，再也不关心中心城的命运，任凭城市衰败。美国还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反城市文化传统，而欧洲人则认为文明是城市的产物，欧洲每一个大城市几乎都是一个文化中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魅力，人们不可能让一个象征着本民族文化的大城市衰落下去。所以，欧洲的许多城市虽然在二战中被摧毁却能复兴，而美国城市虽然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却如同遭受了战争的浩劫。从政策角度来讲，美国政府对城市发展向来持自由放任政策，不仅如此，战后美国的住宅政策、免税政策和高速公路建设等还对美国郊区的蔓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欧美地方政府体制的差别也导致了各自城市的不同命运。欧洲城市政府的权限较大，有权控制其周围乡村的发展，可以拒绝向其提供某些基础设施，如燃气、电力、排水和供水系统等，从而可以控制郊区的蔓延。而美国情况恰恰相反，中心城与周围的自治市是平等的政府机构，因而中心城无权干涉其它自治市的事务，它们之间要协调发展，就需要相互配合。而在郊区化高度发展和大都市区政治巴尔干化的情况下，协调发展谈何容易！所以，美国城市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无法控制郊区的发展和维护自身的地位，因而在郊区化过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衰落的迹象。
　　总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郊区化的速度开始加快，而战后与50-60年代呈爆炸式发展，到70年代初，美国基本成为一个郊区化的国家，同时，郊区人口的异质性不断增强。在人口郊区化的同时，美国的制造业、商业、服务业乃至办公业也迅速向郊区转移，到80年代初期，美国郊区的就业已经将近占全国总就业的一半，而在某些大都市区，郊区就业已经超过中心城市。因此，郊区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城市性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西欧国家相比，美国的郊区化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