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体论的提问方式本身说，“是其所能是”属于经验　的层面，而“是其所当是”则属于超验的层面。这两者植根于人的存在方式之中，其根　据来源于实践的本性。因为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后者是经验的，前者是超越经验的。实践的历史生成，也就是它的这两种“品格　”被实际地而非逻辑地扬弃的过程。显然，对经验与超经验的对立的超越，其始源性的　前提只能是实践本身。
　　
　　在马克思的哲学中，“超经验而又即经验”的关系有着一系列具体的表征，而其中最　一般的则表现为预成与生成的关系。本体论必须首先超越经验，从预成的角度把握“是　”本身。否则，就不可能进入本体论的语境。这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　方面。马克思指出，如果按照费尔巴哈所实行的“自然科学的直观”这一视角，就不可　避免地使“人”和“自然”都沦为“感性对象”。一方面，“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　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另一方面，“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　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P77-78)。“人”和“世界”作为“感性的对　象”，所显示的就是一种科学认知所特有的旁观者的姿态和经验的视野。它恰恰遮蔽了　人与自然界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一致性。尽管如此一来，费尔巴哈似乎找到了人与自然之　间的统一性，即它们都是对象性的存在，且都不过是一种经验事实，但这种同一性只是　没有内容的空洞的抽象同一性，对于克服马克思所反对的“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　这一二元论分裂不可能提供真正有效的弥合。人与自然之间如何成为内在统一的呢?在　马克思看来，只有将其诉诸实践才是可能的。
　　费尔巴哈对人的把握方式上的错误，在于他仅仅停留在市民社会条件下人的存在方式　的层面，人的抽象化的存在使人成为一种贫乏的规定，变成单向度的存在物。所以，他　“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P57)。在对人的本质的把握上，马　克思采取的是从人的本质的完成这一角度加以观照的方法。青年马克思就曾指出：“民　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从君主制本身不能了解君主制　，但是从民主制本身可以了解民主制。”(P280)后来他又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　体解剖是一把钥匙。”(P23)在《资本论》中，他同样主张哲学的思考方式应该是所　谓的“从后思索”的方式：“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　同实践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　果开始的”(P92)。显然，马克思哲学所采取的不是一种发生学的、时间在先的顺序　，而是相反，即采取逻辑在先的顺序，因而是一种“反思”的方式。而这正是本体论所　要求的方式。因为本体论的起点就是作为绝对、大全的规定，它只是处于潜在状态而已　。从时间上说，则是从“事后”开始的，即从成熟形态开始的。这恰恰体现了本体论所　特有的研究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充分体现在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人性问题的解决当中。　所以，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　社会或社会的人类。”(P57)所谓“社会的人类”只有作为历史的完成和结果才是可　能的，而市民社会作为人类的异化状态则不过是人类的“史前状态”。费尔巴哈仅仅局　限于在市民社会的维度上把握并揭示人的本质，显然在研究方式上是颠倒的，因为他把　“猴体解剖”当成了“人体解剖”的钥匙。



　　然而，本体论并不终结于对经验的超越，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回归经验。所以，马　克思在确立了超验性视野的基础上，又从预成性回到生成性上来。在西方，从一定意义　上说，由古典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主要表现为由“预成”向“生成”的转变。这可　以从黑格尔的“本质先于存在”和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之间的差别看出来。重视生　成可以看做是现代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一转变折射着本体论范式的历史性变迁。它　实质上是从马克思开始的。因为只是到了马克思，才真正给出了生成的内在理由。马克　思哲学把生成变成本体的内在性的要求。这的确是马克思思想的卓越之处。现代西方哲　学无疑注重生成性，但未曾真正找到它的内在理由，而更多的不过是外在地赋予，即只　是一种被外在地确立起来的看待方式，因此不过是一种视角意义上的规定，而非从人的　存在本身引申出来的规定。正是在这些方面，马克思给出了经典式的解决。
　　本体范畴与它所派生的一切可能的在者之间的关系无疑带有演绎的性质，因为一切可　能的在者所具有的规定都已先行地存在于“本体”范畴之中了。它们的关系不过是一种　“潜在”与“显在”的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预成论模式。黑格尔哲学就体现着这一特　点。它之所以是敌视生命的，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其整个体系自身的逻辑演绎无法必然地　过渡到历史的生成。在黑格尔哲学中，历史总是难以摆脱其外在性和牵强的性质。马克　思则以扬弃的方式看待预成(超验)与生成(经验)之间的悖论，因为他找到了解决这一矛　盾的有效途径。这首先集中表现在马克思对人性的阐释之中。马克思一方面指出，“首　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P6　69)，另一方面又指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P172)在　马克思那里，人性问题并不是一个把人同非人存在物区别开来的划界概念，而是一个本　体论意义上的概念。它只是作为给出一切可能的在者之在的内在理由的视角而被确立的　概念。因此，马克思的人性论充分凸显他在本体论立场上的特点。作为人性的复归，亦　即所谓“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共产主义就是历史本身的完成　。但马克思在强调共产主义的生成性时却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　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　现实的运动。”(P87)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决不满足于“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　解”，因为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　P96-97)。既然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　现存的事物”(P75)，亦即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地批判，那么就需要批判的尺度。　这种尺度从何而来呢?它不可能来自对世界的“解释”，而只能来自对超越经验的纯粹　尺度的预设。
　　
　　那么，马克思究竟是怎样解决预成与生成之间的悖论的呢?在反思层面上，他无疑肯定　了超验规定的意义，并把握了本体论的前提和归宿。例如马克思所谓的自由乃是对经验　羁绊的超越，这显然是一种本体论意义的自由。它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表现为对伊壁鸠　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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