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著《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概论》(1998)，胡伟《政府过程》(1998)，浦兴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1999)，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2000)。）。


  　　三是偏重于对政府体系内的政治关系、行为或过程的研究，而对政府体系与市场经济体系、社会自治体系的关系或互动过程则缺乏研究。中国市场化的改革以及伴随多种经济形式出现的自主性的经济、社会自治组织、群体和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独立的市场体系、社会自治体系的发育和成熟使政府体系不得不面对新的政治内容和政治局面。政府体系行政权力从市场体系、社会体系的有限退出，使政府体系必须调整自己的政治行为和过程。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政治体系与市场体系的关系，政府体系与社会体系的关系，已成为摆在当代中国政府体系面前急待解决的政治问题（注：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研究，20世纪末已引起政治学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代表著作有：曹沛霖《政府与市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王浦劬、徐湘林主编《经济体制转型中的政府作用》，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毛寿龙《中国政府功能的经济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关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代表著作有：邓正米《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除上述三大倾向外，我们的政府体系与政治在研究内容方面，在下述问题上也值得认真反思：重视党政关系研究，忽视党的领导与执政建设研究；重视村民自治研究，忽视自主性社团的研究；重视政企关系研究，忽视政府经济职能和企业、事业单位政治功能的研究；重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研究，轻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研究；重政府体系与政治实践问题的研究，忽视对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理论问题的概括和抽象，等等。


  　　在研究方法方面，自政治学科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者在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较有特色的分析框架，如政府体制分析框架（注：参见谢庆奎主编《中国地方政府管理丛书·总序》。），政治制度分析框架（注：参见浦兴祖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导论》。），政府过程分析框架（注：参见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引论》。），政府结构与功能分析框架（注：参见胡伟《政府过程·引论》。），政治形态分析框架（注：参见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第一章。），等等。这些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分析框架的提出和运用，为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并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概括起来说，这些分析框架表达了两种方法论倾向：


  　　一种是制度研究或规范研究或价值研究的倾向。这种研究主要是试图回答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在制度规范上是个什么样子，这些制度规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在实践或政治过程中是如何动作的，存在哪些问题，应该怎样解决或规范等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注：参见浦兴祖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第49～50页。）。几十年的政治实践表明，如何把共产党领导、民主政治、依法治国与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整合起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优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府体系与政治，这是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改革的核心议题。而这就要求政府体系与政治的研究者们首先从制度形态或规范形态方面回答上述问题。制度研究或规范研究尚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从操作层面上，我们既可以研究法定的制度是怎样规范的，还可以研究在实际动作中哪些制度得到了落实或贯彻，变成了实际形态的规范；哪些制度未得到实际落实或贯彻，未变成实际形态的规范。又比如，我们在阐释制度规范时，由于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具有阶段性变革的特性，不同历史时期制度形态与实践形态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对不同时期的制度规范、实践规范进行综合研究，探求其中变化或变革的规律。制度研究、规范研究或价值研究实际上并不排斥实证研究、行为研究或事实研究。制度或规范的实际运作就是行为或事实。没有这种动态的过程研究，无法回答这些制度在实际运作中的成功经验或失误的教训，无法提出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实事求是的解决。


  　　另一种方法论倾向是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也有学者称为过程研究。这种研究主要的不是以制度是如何规定的作为研究的对象或起点，而是以实际存在的事实作为分析论证的资料或基础，主要讨论政治组织的实际状况、结构关系，讨论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又是如何执行的等等政治行为过程。经验研究、实证研究或过程研究是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中的体现。任何一门称得上科学的研究，都必然以可实证的经验或事实作为立论的基础，正是从大量的事实或可验证的现象的综合比较或抽象中，才能发现事实之间或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揭示研究对象的运作方式、本质联系或特定功能，揭示社会事物的本质和客观必然性。经验研究、实证研究或过程研究就是科学研究。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而言，实际起支配作用的研究思想，或对社会事物存在和运动方式的认识，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主观性。而这种研究的哲学基础，以及对研究对象和特征的相对认识，也加大了这种研究的主观性成分。因此，科学主义作为一种理性原则，它指导人们在认识、分析或研究社会事物中，要以经验的、实证的现象或材料为依据，而不能从主观出发，或从某种原则、范式出发，或凭想象，或生搬硬套一种理论和研究范式。


  　　无论是制度研究，还是过程研究，目前有两种倾向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是从理论原则到理论原则，从规范到规范，把制度原则或规范作为一个大前提或大原则首先肯定下来，然后在这个大原则或大前提下提出问题或试图解决问题。这种研究倾向带有鲜明的本本主义或主观主义色彩。科学的学术研究不是把某种理论原则或规范设定为大前提，而应以发展或否定某种理论原则或规范作为研究的目的。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否定谬误、发现或发展真理的过程。但这样讨论问题并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这种本本主义正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另一种倾向是照抄照搬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某种研究范式。最流行的是效法结构一功能主义的方法。但这种方法首先是建立在对政治过程或政治主体行为的总结和概括基础上的。如果离开了这个前提或基础，把结构—功能主义建立在政治规范或政治价值的研究基础上，那么这种结构—功能主义只是效仿其皮毛。其次，结构—功能主义的那套分析概念是建立在西方法治社会基础之上的。如政治角色、政治结构、政治体系都是一些非常制度化或职责化的概念。在法治化的西方社会，政治主体的个性色彩对政治角色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并不那么突出，什么人履行政治角色，并由这些政治角色构成政治结构，对政治功能影响不大。而在当代中国则不同。政治主体的随机性很大，制度、职责或程序对政治主体的约束或制约不严格，政治主体的素质或个性状况往往决定政治关系和政治过程，政治主体的行为及其功能随政治主体的不同有较大的变化。所以，中国的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法治化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


  　　 二


  　　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的研究若想在新的世纪有实质性的突破，首先必须在研究法方面有所跨越。研究法的选择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或者说人们选择一种怎样的研究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的方法，既有研究者主观的属性，同时又有客观必然的属性。也可以说是主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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