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或者是领导者的开明等。实际上，民主如果缺乏具体制度化，就难有保障，因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曾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10]这段话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关键，就是按照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此，必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


  十六大报告这次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着墨较多，是10年来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阐述最丰富的一次，有不少新意。除了前面说的有关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外，报告还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建立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等等。现在的关键在于落实。如果这些举措能够兑现的话，我国的民主政治必将大大前进一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将取得长足进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有了良好的政治保证。[11]


  五、反腐败：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


  现阶段进行政治文明建设，其中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廉政建设。公权腐败是当今世界最不文明的政治现象之一，是人类政治文明异化的最明显的体现，也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大的亵渎。如果腐败高发的势头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所谓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是一句空话；检验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成效大小、后果好坏的一个基本尺度，就是看廉政建设是否取得了进展，反腐倡廉是否取得了实效。


  当前，我们不仅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深刻认识反腐败的重要性，而且更要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视野上去寻找从根本上整治腐败的路径，特别是要把人类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与反腐倡廉有机地结合起来。腐败现象作为缠绕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千百年的沉疴顽疾，要整治它，就得做扎实细致的工作，既要有教育、宣传等“软”措施，更要有政治和法律制度方面的硬件建设；既要抓一批案件，达到惩治腐败的一些具体目标，更要深入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而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要加强政治制度的建设，通过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来逐步堵塞腐败发生的通道。


  英国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趋于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成为越来越多人共识的至理名言。无论何种社会，以权力制约权力都不失为在政治制度层面上克服腐败现象的一种根本方法，它虽发韧于西方社会，但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中国历史上一贯注重的从思想意识领域遏制权力的变异，如儒家倡导的正心、修身的“内圣外王”之道，专制王朝也企图依靠“君君臣臣”的道统来培养对皇帝效忠的“清官”。但事实证明，这种办法虽然也能从一定程度上约束官员的行为，却无法防止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每一封建王朝的倾覆，无不是最终由于政治腐败猖獗不治所致。究其原因，就是不能从政治制度上解决对权力的制约问题。


  当前中国开展反腐败斗争，进行思想领域的教育是必要的，如号召党政领导干部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带头廉洁自律并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以及利用胡长清、成克杰等重大典型案件对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等等。但单靠这些是不够的，必须加强制度建设，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来遏制腐败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不是腐败现象的原因，而是腐败现象的结果。因此，治理腐败，关键还是要从体制上着手，加强硬件建设，首先是政治体制方面的建设。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谈到共产党如何跳出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周期律时，提出了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来防止腐败的思想。那么如何依靠民主呢?如何实现人民的监督呢?这是毛泽东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只是他没有着重从制度化的角度来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而是诉诸于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方式，结果产生了不少副作用。实践证明，民主应当通过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来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也应当通过政权内部的权力制约来实现。


  那么，人民赖以监督政府的政治制度是什么呢?如何构建一种民主的机制来抑制权力的腐败?这当然包括不同层次的内容，但从根本上、全局上说，正像现代政治理论和政治经验早已经证明的那样，第一是建立人民同意的政府，这意味着政府应是民选的、受人民监督的。如果说权力趋于腐败是一条普遍法则的话，那么正如著名政治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克所言，腐败的程度是与权力的同意程度成反比的，这同样是一条普遍法则；[12]第二是通过人民自己的代表机构及由其产生的司法机关来监督政府官员的行为，使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既相互统一，又具有一定的张力，其中所体现的原则就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早就阐明的：“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经验；第三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制约公权和表达人民的呼声，实现舆论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结晶，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应有之义，是从治本的意义上反腐败的战略措施。舍此腐败就不可能得到总体上的治理，政治文明建设也就不能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1.


  [2]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83.


  [4]胡伟.二十一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M].学习时报，2000-12-18(13).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322.


  [6]胡伟.关于党内民主的意义和范畴的思考[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5)：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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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胡伟.司法政治[M].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4，226-227.


  [9]尤根·哈贝马斯.论法治与民主的内在联系[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总9)：132-138.


  [1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11]赵彦龙.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研究所所长胡伟教授[N].人民日报(华东版)，2002-12-11(1).


  [12]王沪宁编.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