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政府、司法独立、政治公开、合法反对、有限政府、法治、人权等理念，不仅是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产物，也是当今世界不同政治体制应当共享的价值资源。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人类文明的共享，制度间的相互借鉴已是各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趋势之一，现代民主和法治不断深入人心，这也应当成为我们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这一重要思想，是非常具有深意的，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领会。对此，我们应当区分和界定“人类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中国政治文明”这三个不同的层面，并把握好其逻辑关系。所谓“人类政治文明”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还是“中国政治文明”都应当具有这种文明形态的共性。实际上，“政治文明”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全人类性；而提出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我认为首先就在于它是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否则就没有必要提出这一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本身就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包含古今中外政治领域一切优秀的制度与文化的积淀和与时俱进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注意正确对待和处理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与中国国情的关系。我们既无法跳出中国的具体情况发展民主政治和建设政治文明，也不能以不适合国情为借口把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拒之门外。而研究国情的目的，不是为了排斥普遍的原理，而是旨在把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更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在有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充分研究和借鉴政治文明的普遍性，正确分析和判断政治文明的特殊性，敢于并善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三、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三位一体”原则


  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基本内容就是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首先需要的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人民民主的方向，离开了这一点，就不可能发展出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甚至会造成政治上的无序和混乱，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最关键的特殊性；其次需要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群众真正享有民主权利，离开这一点，就谈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因为让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实质；最后需要的是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是保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顺利实施的基本途径。可以说，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支点和三大特征。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主体结构，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三位一体”原则。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把这一政治文明建设的“三位一体”原则落实好?具体应当如何操作?需要从哪里入手?这是需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原则上讲一讲是不难的，具体操作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的一个想法是，现阶段要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战略构想，就需要把党的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有机统一起来，特别是要发展党内民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党内民主，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辩证统一起来的有效途径。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是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所提出的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大思路。[6]这次十六大报告又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而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具有全局性作用。在这方面，关键是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这是一个必须着力研究和解决的大问题。可以认为，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党内民主的发展，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关节点，能够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应予以高度的重视。


  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这一“三位一体”原则，也可以解读为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推进我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从一般意义上说，“民主”和“法治”有着十分密切的相关性，没有法治就没有稳固的民主，而没有民主同样也很难有真正的法治。民主和法治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正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点所在，从而保证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点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提升我国政治文明程度的一个关键。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依法治国或者“法治”建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学的问题，而更加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7]这是因为，依法治国的要害不在于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因为这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而是要确立“法治”的权威，这是中国最缺乏的东西。自古以来，中国缺少的不是法，而是法治。管子早就声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如此这般，虽有法律制度，也与现代的“法治”有天壤之别。正象严复所言，古代法律，“直刑而已，所以驱逐、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则超乎其上，可以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构。夫如是，虽有法也适成专制而已。”[8]所以，依法治国和实行法治的关键，是要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没有民主可以存在法制(即法律制度)，但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这个问题上，当代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曾指出：“没有法治可以有法律制度，没有政治意志形成的民主形式也可能存在法治，而只有在宪政国家的框架内，民主和法治才会结合在一起。但是，上述两方面所分析的这一分工的经验依据，从法哲学的规范观点看，绝不意味着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法治能够得以实行。”[9]因此，就政治发展的一般进程而论，民主相对于法治具有目标上的逻辑优先性，这是当前我国政治文明建设首先应当明确的一个问题，对于正确贯彻上述“三位一体”的原则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制度文明


  如前所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各自的特质。物质文明的核心特质在于先进生产力，精神文明的核心特质在于先进文化，政治文明的核心特质则在于先进的制度，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政治文明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随人类社会实践而积淀形成的，反映了特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一方面，政治文明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之上；另一方面，政治文明为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民主和法治的制度保障，使之更加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制度文明。


  有鉴于此，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我们已经提了多年，现在需要强调和明确的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这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所在。我们以往偏重于把民主当作一种作风来看待，例如把民主看作是让大家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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