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错或者偶然的机遇,人们一般都趋之若鹜。许多没有直接好处的知识,甚至很坏的知识,但只要有特定的制度规定,大家也会学得很认真。


  利诱,显然是知识走向实践的一个好办法。而坏知识之所以会通过利诱走向实践,好知识之所以被滥用,其原因则在于激励机制出了问题。因此,通过利诱推广知识,关键在于要建立适当的机制。一般来说,私益的知识可以通过自由市场制度得到适当的开发和配置。在这一意义上,市场制度的作用就是鼓励开发、适当配置各种各样的知识资源。但是,公益的知识,是一种其收益难以排他、需要共同消费,并且需要特定的人付出代价的知识。这种知识却难以通过利诱的途径进入实践,否则就会有人搭便车,就会导致公益知识供给不足,而消费则会过度。


  就市场经济来说,为了克服搭便车问题,运用强制性的权力,自上而下地推广市场经济、自由民主的知识,并使之付诸实践,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通过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的知识是可以通过权力推广的,因为市场经济发展能够给所有的人,包括当权者带来巨大的利益;更何况市场经济知识本身就包含着让受益者和成本承受者自己决策的思想,以权力推广,只是克服了以权力阻碍市场经济知识传播的障碍而已。


  但是,有关政治发展的知识,比如自由民主、共和、宪政,以及作为这三者之胶水的复合共和制的知识,是否可以通过强权来推行呢?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知识的传播,即使有利于公共利益,


 


  ①参见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有利于公民,但是很可能直接威胁到统治者的利益,即使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一般意义上的统治者。这种知识的传播,只能通过愿意为公共利益付出巨大代价的人去争取。但是,假定统治者愿意推广这种知识,并使之付诸实践,是否就能够用强力去推广这种知识呢?或许是可行的,但是其结果未必好。其原因有两点,一是许多政治理论,比如联邦主义和复合共和制理论是在美国的土壤里产生的,它在中国的再生产需要与地方知识相结合,需要在中国的具体的政治背景中重述其理论原则,并相应地与中国的政治背景相适应。这一过程是强制性的权力所做不到的,用权力推动、群众参与的方式也是做不到的。二是用权力推行某种科学的思想,并非一定能够取得适当的收益。许多在西方实践得很好的知识,到了中国就变味,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种知识已经与地方知识相结合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通过权力来推行,忽略了地方知识,从而难以实现预想的结果。共和制、政党制度、公务员制度、选举制度、地方自治、法治、民主、宪法、司法程序,到了中国,都有了中国特色,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变得有其名而无其实。许多政治知识如复合共和制,如果用权力来推行,也难免变成只有其形而无其实。


  第三种方式就是通过开放性的制度安排,通过开放性的途径来开发、选择、配置和运用政治学知识。政治学知识是公益知识,公益知识的使用,应该由收益分享与成本承担者来进行决策。公益知识走向实践的过程,应该是通过充分开放式的讨论的,应该获得所有利害相关人员的同意的。即使做不到全体一致同意,至少也应该有绝对多数的同意,并切实保护少数人的意见。


  目前,中国政治正在发展过程中。新的政治文明,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理论。这就需要学者们进行自觉自愿的提倡和进一步的中国化的研究,更需要公民自觉自愿的公共讨论。


  新的政治科学作为一种公益知识,需要通过公共的途径,变成一种开放的公共领域的共识,然后才能进入实践。在开放的公共领域里,每一种思想都相互竞争,经过充分的、复杂的辩论、协商,并经过各种领域的实践,虽然发现不了终极的真理,但至少可以发现各个方面的缺陷,并找到各种思想、各种制度安排的比较优势。宪法制度,关键在于共识,关键在于所有人员的共同理解,共同尊重。否则,再好的宪法制度,再成文的宪法,都会成为一纸空文。


  五、在开放中发展:村民自治的经验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国村一级政权组织是自治组织。根据这一宪法条款,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在一些地方进行村民自治的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1987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激烈讨论,经过非常多的妥协,终于通过了有关村民自治的村委会组织法,但是“试行”。


  自那时开始,经过民政部门基层政权建设部门细致的、扎实的工作,试行的村委会组织法在全国各地逐步得到实施,而且,开始的时间是地方政府自主选择的。在开放性实践的基础上,中国村民自治和村委会直接选举的制度基础也在实践中逐步演进。经过若干届的实践,村级民主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到1998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正式的《村委会组织法》,该法律收入了许多开放性实践所创造的制度安排。


  到目前为止,中国村级民主的发展,虽然全国各地参差不齐,还存在着进一步的制度创新的问题,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践创新。但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许多学者和专家都认为,这是民主在中国的实实在在的发展,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曙光和基础。


  开放式的实践和开放式的探讨,以及开放式的发展,是中国村民自治与民主发展的最为宝贵的经验。当然,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与整个农村改革开放的大局也是密切相关的:农村产权变革,导致农村利益的多样化,农民、村干部、政府官员之间博弈地位发生了变化,农民具有自己的利益,农村公共事务的解决,需要以农民利益为基础,为农民利益服务。但在新的博弈格局里,农民与村干部之间缺乏新的制度安排来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果是村干部腐化,导致农民不满,干群关系恶化,村民不得不依靠暴力、上访等传统的手段来对付村干部。这些方式给农村带来了不稳定,也给上级政府带来了许多麻烦。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新的制度安排,来重建农村基层政权,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些基本的必要性,在城市虽然也具备,但不那么明显。这使得农村政治改革,再次优先于城市政治改革,中国再次出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农村村级民主的发展有其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当然,如果没有高层领导人的支持、没有有关部门的组织实施,没有各个方面的努力,中国村级民主也不会水到渠成。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来说,意义非凡。它使我们意识到,中国民主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开端。自村委会选举之后,中国已经出现了第一个直接选举的乡长,乡镇级政府领导人的选举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创新。一开始也不要求有很高的竞争性,或者技术上有非常完美的设计,只要求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但全民参选,就可以了。这说明,中国民主的发展,需要有开放式的实践,这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开放式的实践来积累民主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知识是没有用的。在村民自治通过开放式的实践逐渐得到发展之后,中国学术界开始了关于村民自治的较为开放式的研究,并逐步积累了许多知识,并开始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在开放式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开放式的研究,在积累开放式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积累开放式研究的知识,并通过实践者的开放式的选择,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必将越来越顺利,并对更广泛的政治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随着政治发展超越村一级的范围,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知识的需要也将越来越大。因为村一级的民主,毕竟是小范围的,每一个村与外界关系不大,即使实践失败了,其影响也只是局限于村的范围,而不会波及其他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以后在乡镇一级和县一级实践民主,估计问题也不会太大。但是,如果到了省一级,尤其是国家一级,如果我们没有就一个国家、一个省的政治制度的立宪框架有一个比较好的实实在在的理论论证,没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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