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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大名鼎鼎的李敖大师访问大陆，在北大、清华演讲，轰动全国，各种媒体特别是各大网站争相报道，或捧或骂，好不热闹。鄙人僻居在一个不东不西的内陆省份的一个小县城郊，原本极爱清静，不喜热闹，但无奈李敖大师的名声太响，不止声震屋瓦，而且简直声震环宇，忽然有一天打开电视，竟意外地看到了李敖大师在清华大学演讲的镜头，作为一个多少受过一点教育的也算知识分子吧，自然就产生了关注此事的兴趣。于是，就上网，原来网上已经为此热闹了好几天了，可见虽在信息时代，这信息也传得还是太慢，或者准确地说，是鄙人太落伍了。好在只落伍了几天，补救一下还来得及，于是天天上网遍查各种相关报道。

忽然，又是一个忽然，电脑屏幕上赫然显示出一行标题“清华学者奚落李敖反受辱，昨晚羞愧自杀”，咦，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还有这样的事？于是，输入关键词，用百度搜一下，还真搜出不少相关网页，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地说，清华学者王某某听了李敖演讲之后，以李敖曾书“人书俱老”来证明李敖老矣，不料李敖与网友聊天时却道，“人书俱老”是古典，并不是说人老了，而是表示人的学问的书法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此言一出，清华学者面子丢尽，于是乎自杀以谢国人，云云。

上述报道署名中新社记者bruce2002，实在看得人目瞪口呆，欲信不信。虽然有网友指出，一看就是假的，是造谣中伤。但我等不明真相之人，依然还是一头雾水。不管真也罢，假也罢，当真这李敖的确厉害，碰不得，惹不起。谁惹谁倒霉！

但人的心理也怪，越说惹不起，越想惹他一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天下不怕死的勇士多的是！这只要看看网上有多少人骂李敖就知道了。

不过，我写这篇文章却不是要招惹李大师。老实说，我惹不起他老人家，当然更不想做他老人家笔下的冤死鬼。生命多可贵啊，虽然君子固穷，但也还是以活着为好。鄙同宗贫嘴张大民说：没人杀你，你就好好活着。原话记不真切了，大意如此。

正经说来，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心存多年的一个疑问，想趁着眼前这股汹涌澎湃、热气腾腾的李敖热，就教于海内外饱学之士，得一明确解释。

事情源于2001年5月，当时我买了李敖的一本书，叫《戳蒋介石的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1月版），拜读之下，真是如获至宝，相见恨晚。李敖大师那种穷根究底，拨云驱雾，直把事情真相弄到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的历史考证功力以及从事学术研究的大无畏勇气和执着精神深深折服了我。于是一年以后，当李敖大师的另一本《扒蒋介石的皮》（中国友谊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与我邂逅相遇时，我便立即买了回来。

问题就出在这本《扒蒋介石的皮》里。该书第269页至341页，收入了李敖三篇关于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的文章，第一篇《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一——别赖张学良了》，第二篇《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二——我看周恩来的一封信》，第三篇《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三——大时代的故事，大时代的造谣》。这三篇文章概括起来是说，三十多年来，国民党一谈到丢掉中国大陆就赖别人，其中所赖的就有一个张学良。按国民党的标准说法，中共“流窜”到陕北，本来已经完蛋了，因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致中共死灰复燃，最后坐大占领了大陆，国民党才来台湾。但其实——据李大师考证——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采取了“主动”行动，派人与中共秘密接触，因此中共坐大，并不是张学良之过，倒是国民党蒋介石自己罪有应得。总而言之，国民党造了谣，篡改了历史，应予以改正。

历史上国民党善于造谣，善于篡改事实，我是知道的。还在20年前，我曾看过一本宋美龄回忆西安事变的书，当时花钱买下这本书，原是准备作为难得的资料珍藏的，后来不幸为人借走迷失。只记得该书36开，封皮为黑色基调，书名及出版社、出版年月都忘光了。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心情真的是非常别扭。作为常识，我本来早已知道，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曾派周恩来为代表赶赴西安调解处理，并发挥了即使不是决定性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宋美龄的这本书中，好象当时西安根本就没有周恩来这个人，只有她一个人以国母的口气，居高临下，循循善诱地教训和劝导蛮撞惹祸的顽童张学良，而顽童张学良则在惹事之后不知所措，无以圆场，只是乖乖地听从教导，终于幡然悔悟。历史真相是这样吗？国民党的善于造谣，善于给自己脸上涂脂抹粉，由此可见一斑。

但李敖大师这三篇文章我却不能完全同意。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李敖大师作为主要论据之一的周恩来写给陈立夫和陈果夫的一封信究竟写于何时？

在《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一——别赖张学良了》中，李敖根据1977年陈立夫在《近代中国》季刊中发表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一文认为，周恩来在1935年9月1日写了一封信给陈果夫和陈立夫。该信全文如下：

果夫
      两先生
立夫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馁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双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做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悴，以便双方迅做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颖神驰，伫待回放，尊此并颂

时社

                                        周恩来   九月一号



周恩来的这封信只署“九月一号”，未写明年份，问题即由此产生。据李敖大师在第二篇《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二——我看周恩来的一封信》中转述，台湾史学家沈云龙、李云汉主张这封信写于1936年9月1日，而不是李敖大师主张的1935年9月1日。

李敖断定沈云龙、李云汉“显然是捏造历史了”。理由呢？最主要的理由就是陈立夫那篇参加回忆抗战准备工作的文章。据陈立夫回忆说“余于二十四年圣诞节前数日奉命去苏联，商谈对苏军事同盟”，“余出国已将三月，装病亦不宜太久，及时回国，亦所必需。返国后两事必须同时积极进行，以争取时间，一为与苏联鲍格莫洛夫大使进行交涉，二为与周恩来进行商谈。”可见国民党早在西安事变前就在“积极主动”地与苏联及中共进行秘密接触。

那么国民党是怎样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呢？又据陈立夫回忆，在“剿共”期间，“周逃赴香港，不敢露面，吾人苟欲与之接头，十分困难，遂托曾养甫同志设法，找谌小岑、黄华表等同志，觅取接头线索。”

陈立夫又回忆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得到周恩来信后，立即转呈蒋介石，并奉命继续联系。“后来周潘二人，由我们招待至南京居住，由余直接和他们谈判”，“经多次磋商，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乃欲回延安复命，余乃令张冲陪其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再唱抗日高调，以保实力。”“不料事隔数日，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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