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起，当时张冲与周恩来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何在也。”

除陈立夫的回忆外，还有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作为旁证。蒋介石说：“中日战争既已无法回避，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尔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又说：“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驻香港负责人曾养甫，经由友人介绍见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进行商谈，而且他只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他条件，周恩来又于九月一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战抗日的立场。”

这样看来，周恩来的信似乎的确写于1935年9月1日。但我印象中1935年9月1日，周恩来应该正在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给陈果夫、陈立夫写这样一封信呢？疑问由此产生。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想改行当历史学家，只是业余时间于历史问题有点兴趣。于是就查手头能找到的文献资料。我找到的是《周恩来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该书第一卷第360页到363页提到的有关历史事实是：

1935年8月，沙窝会议之后，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这时，周恩来突然病倒了，连续几天高烧不退，不能进食。8月21日，右路军开始北过草地。正在病中的周恩来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殿后。由于他连续发了几天高烧，五六天没有吃什么东西，身体十分虚弱，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军也不行。彭德怀苦苦思索之后，决定“抬”。三军团走了六天六夜，终于走出班佑。可是又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了：张国焘借口河水陡涨和缺乏粮食，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

从这一段事实中，我们可以想象，周恩来当时正处于怎样一种困难危急的境地：外有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内有张国焘挑起分裂，还有来自草地的严酷考验，偏偏这时自己又病倒了，一连几天高烧不退，身体极度虚弱，这时怎么可能给陈果夫、陈立夫写那样一封信呢？

再看该书第384页至393页，原来事实是这样的：

1935年底，蒋介石派他的心腹陈立夫秘密赴苏联谈判未果，遂命陈立夫回国，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拉莫洛夫交涉，寻求与中共谈判。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国内通过曾养甫、谌小岑等人设法与中共联系。

最早将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直接送给中共中央的是宋庆龄。1936年1月，宋庆龄在上海请以牧师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到她家里，交给他一封信，要他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为了旅途方便，宋庆龄还给了董健吾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他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同时还设法取得了张学良的同意。张学良从这件事明白了南京的意图，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

2月27日，董健吾到达瓦窑堡。这时洛甫、毛泽东正在山西前线，周恩来正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并准备前往山西参加会议。由在瓦窑堡的博古会见了董健吾。

3月4日，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回宋庆龄处复命。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阵线宣言》。

5月15日，周恩来给谌小岑写信，邀请曾养甫、谌小岑到陕北共同商讨大计。

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明确表示：“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

8月8日，潘汉年在南京与曾养甫会晤后，来到保安，带回一个消息：曾养甫希望潘汉年回到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后，再到南京见陈果夫。这促使中共中央必须迅速决策。两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同意同南京谈判。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8月27日，张子华又带着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以及同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回到保安。

8月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

9月1日，周恩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即上文提到的那封信。

综合以上事实：（1）早在西安事变前，国民党中央就已经采取主动措施与中共联络接触，以后十多年中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国民党的失败，的确不能赖张学良，这一点李敖大师说得很对；（2）但是，周恩来写给二陈的信，不是在1935年9月1日，而是在1936年9月1日，这一点李敖大师错了。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指出这一点，应该无损于大师的声誉。

为了证明上述观点不谬，下面再举出一个证据。周恩来的信中明明写着一句：“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红一方面军是在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实现 三个方面军会师则在1936年10月。周恩来绝不可能在1935年9月1日就未卜先知，写出这样一句话来，只能是1936年9月1日。

此外，还有许多人的回忆资料，都可以作为旁证，证明周恩来绝不可能在1935年9月1日写出那样一封信。但引来引去，未免麻烦，请恕我不引了。看李敖大师的文字，虽然惯于旁证博引，但大师更强调的是证据力，对此笔者很以为然。

然而，遗憾的是，李大师在“周恩来的信写于何年”这个问题上，恰恰犯了他所指责的别人所犯的错误。通观李大师三篇文章，其依据的无非是陈立夫、蒋介石的回忆。但陈立夫的回忆发表于1977年，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是1954年至1958年间由人捉刀的杰作，其证据力在哪里呢？

文章到此基本上可以结束了。不知世人对此会持何种看法，或以为笔者未免小题大作了吧。但其实不然，历史学家注重的恰恰就是历史细节，许多历史公案，就是围绕这样一些历史细节展开的，如红学界就曹雪芹的生卒年进行的争论就是典型一例。更何况在李敖大师的三篇文章中，周恩来的信写于何年，并不只是一个小小的时间错误，而是关乎篡改历史、转嫁历史责任的大问题。李大师说：“因为不是一九三五年而是一九三六年，则该信发出后三个月就发生了西安事变。照蒋介石《苏俄在中国》所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直接接触已有半年，则张学良接触中共，还在国民党之前，这不是沈云龙、李云汉替国民党御用历史开脱吗？”可见时间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

从前文所引《周恩来传》材料可知，国民党中央的确在西安事变之前就与中共有了秘密接触，这一点李大师是说对了。但李大师或者由于资料局限的问题，以为国民党中央与中共接触始于周恩来写给二陈的一封信，因此把周恩来写信的时间看得过重，并上纲上线到如此地步，这就欠妥了。特别是李大师的这部著作在内地出版于2001年1月，此时海峡两岸接触交流已经相当宽松，依李大师的考证功力，应该不难找到有关史料，详加订正。但遗憾的是，在我这样一个外行看来都十分明显的错误，却赫然出现在李敖大师的作品里，迟迟得不到纠正，这是我很不愿意看到的。

最后申明，笔者写作本文没有任何背景可言，纯属个人一时心血来潮之作，目的只在将心存多年的疑问和思考写出来，将有关历史事实搞清楚，并不意味着对任何个人或任何团体进行任何政治的或道德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