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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到一段电视新闻报道，韩国农民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门前抗议韩国开放稻米市场，“蛋洗”美国总领事馆并在门口的招牌上喷上抗议口号。还有部分农民冲入南韩驻港领事馆内。而这几天，韩国农民还跑到香港在WTO部长级会议之外进行抗议游行，参加抗议活动的人有数千人至多，包括台湾的反WTO人士。而同时播出的一则消息则是台湾当局的一spokeswoman向媒体表示台湾当局完全支持WTO，愿意尽早加入。
　　中国入世时的政治表现有点像当前的台湾，政府出面官员包办，很少看到民间的声音在哪里。在当今的历史舞台之上，中国农民并没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出现。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吵吵嚷嚷的改革当中，大家谈论的都是城市领域的改革，都是市民的改革而不是农民的改革。广大的农民群体成为了这个不完全的改革的陪衬，仅仅是如何依靠城市的辐射效应富起来，如何解决土地转让补偿以满足城市与工业的扩张问题。现在又是如何让农民消费来解决工业品的生产过剩问题等等。所谓“三农”问题尽管触目惊心但并没有形成中国改革的主流领域，似乎仅仅是一个陪衬。
　　任何一个经济学观点的流行都少不了政治基础的支持，但是这种政治基础并不一定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愿望，有时仅取决于现有的政治运作机制是否民主化。那么，近些年来在中国流行起来的、以推行完全市场化体制为表现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所依靠的政治基础是什么？
　　首先，一些政治人士并不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民主、民本执政观，依然是一个“牧民”的执政观念，把广大的民众当作愚民对待。这种执政理念的人，最容易产生行政“不作为”，放弃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把理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推卸给民众，任其自生自灭。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完全市场化的思想就得以顺利通行，因为它就是要民众各负其责，最顺应了行政不作为的吃皇粮心态。土地一分了之，工厂一转了之，工作岗位一下了之，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反倒是遭到一些自由化人士的明确反对。
　　在我们自称为以“社会”为主义的时候，那些被我们称为以“资本”为主义的国家的政府却似乎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致力于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而我们的一些人更乐于推脱自己的政治责任，此时完全市场化就成为受其青睐的一种政治理论借口而非一种经济学理论了。
　　完全市场化的理论也最好地成为了官商勾结的切入点。过去擅自动用国家财产叫做贪污，历来是被人民的政府所镇压的行为；后来用行政权力占用国家资源叫做“官倒”，也遭到前所未有的全面抵抗；而今，行政权力染指国家资产再也无须担忧什么了，可以用完全市场化和理论在改革的名义之间顺利进行了。反对把工厂、土地拱手无偿让给资本的事件时有发生，人们在工厂门口和楼房上悬挂着抗议标语，但是都没有阻挡住市场化的浪潮，这其中没有“官”的支撑是“商”所难以单独做到的。
　　其次，完全自由化的理论迎合了资本的需要。对全民资产虎视眈眈一直是资本的企图所在，如果实现了完全的市场化，资本就可以顺利地向一切领域进军了，就没有什么领域是它不可以染指的地方。这不光光是国内资本的需要，也是国际资本的需要。一个开放的中国市场是全球资本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的最大愿望，过去用坚船利炮没有达到的目的，现在在悄无声息中就可以达到了，而其借助的就是完全市场化经济学理论的先导。
　　完全市场化理论声称不要政府的干预，但市场化是一种制度，不可能不需要政府的支持而自行运作。其实反国家干预的人仅仅是不要政府的限制性干预而需要政府的帮助性干预。资本在国内运作时，希望政府出台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当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受到阻碍和限制时，它希望政府出面给予支持，甚至是鼓动政府动用军事力量进行干预，鸦片战争就是一例，现在的中东战争也是如此。当温州商人在国外频频受到打击，这时候它们想到的就是曾经不要其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本国政府了。有人把这称为政府要“内生于市场”。
　　在政治上，不少人信奉“精英治国”的观念，这种观点实际上和政治独裁和愚民政治是一回事，就是认为老百姓不具有表达政治意愿的能力，只要服从精英、相信精英就好了。
　　但已经有人认识到，市场机制决不是可以随意“引入”的，要实行市场化，最重要的是确立市场的基础、市场的关系，然后市场机制便会应运而生，强行引入就是无本之木，就极容易为政治权力所利用。
　　有些人认为，完全市场化的利大于弊，其实这种说法的出发点多少从对资本的利弊来说的。市场化的确是有利于资本。但是，资本历来在少数人手中，换句话说，资本的扩张被誉为“发展”其实只是少数人的发展，即发展的结果被少数人占有了。由于资本的私有性质，完全市场化就是完全私有化，就是无公有化，因此国有资产被无偿侵吞剥夺就是完全市场化进程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而这种情况和完全自由主义者标榜的自由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为它仅仅是少数人的自由，是在自由的旗帜之下对公众和弱势群体的自由的剥夺。
　　在缺乏民众主动参与的情况下，市场化的运动最后倒向“官商一体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了。这种危险性较早就有明智者指出了。现在出现的许多问题，完全市场化人士也来批评，说这不是市场化的问题，恰恰是政治权力干预市场自由带来的问题，殊不知官商之间的相互渗透即“市场权力化”和“权力市场化”是一种制度残缺情况下推动完全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某些市场化的人物也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不是提醒政府注意这个趋势的发生，而是鼓励这个事情的发生，明目张胆地提出要将政府的权力进行市场化运作。这种荒谬的主张极大的迎合了官商一体化的需要，为不良政客利用权力攫取公众资产提供了理论支持。
　　权力和市场都是调控资源所有权的东西，规范的国家权力调控的公有领域的资源，而基于私有制的市场调控的是私有领域的资源。假如没有官商一体，我们所反对的腐败其实是指公权力在私有领域的运用或者私权力在公有领域的渗透。没有市场权力寻租无从产生，而没有权力时更无所谓滥用权力的腐败。完全市场化人士说完全市场化就是要反对国家干预从而可以消除腐败的产生。其实，腐败不仅仅是权力的行为，也是资本的主动行为，是相互吸引一拍即合的一对搭档。历来各国的政府主张中都有反对腐败的规章，但是，规范是一回事，实证又是另一回事。
　　那些被看作是具有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往往比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的界限在哪里。处于世界东端的日本被我们习惯性的列入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因为我们习惯认为日本的经济是属于完全市场化的西方经济体系的。而我的一个经常来往中日之间的朋友告诉我说，日本国内的大米被严格区分为“政府米”和“自主流通米”两种，“政府米”是用来保障国民基本粮食安全的，是不可以自由流通的。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了日本政府对粮食市场化的边界的认定。而美国政府历来对农业采取国家财政补贴，历来都是以政府法律名义对外国产品实行贸易限制的。而且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基本都涵盖了民众的必要需求领域。这种认知恰恰是符合需求两分法的观点的，即市场和非市场的边界在于必要需求和非必要需求的划分之上。我反对粮食尤其是口粮的市场化运作，日本政府的做法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来说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有人习惯性地将自由和民主联系在一起，并将完全自由经济的思想看作是民主的思想，其实，完全自由市场的思想中包含的自由并不是民众的自由，而是资本的自由，因为民众自由行使民主权力的方式是以公权力为形式的，而完全市场化强烈反对公权力的存在。完全市场化的理论当中并没有抑制官商勾结的机制，相反极易为官商一体化所利用，因为抑制官商一体化要依靠经济学之外的法学理论和政治理论，要扩大公众权力的比重，而完全市场化和自由化恰恰是反对公众权力的行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