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中国所采取的渐进发展战略。邓小平提出中国实行渐进发展战略，基于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全面了解，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思考和对过去革命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他指出：“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30]这种渐进发展战略主要体现在：在突破口的选择上，先农村后城市；在整体推进方式上，先经济后政治；在区域推进方式上，先沿海后内地；在发展途径选择上，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跳跃发展战略。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不应是那种平平稳稳的、低速度的发展，而应是飞跃式的、跳跃式的发展，是一种以高速度加速度形式出现的发展。惟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赶超发展目标。邓小平的跳跃发展战略主要从三方面展开：一是对发展机遇的把握。他特别强调机遇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31]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失去了许多历史机遇，再不抓住眼前的机会，只能被发达国家越甩越远，所以他告诫人们：“机会难得呀！”[32]二是对发展速度的要求。在他看来，速度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即不仅关系到“三步走”战略目标能否实现，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提出了“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3]的著名论断。三是采取“台阶式”推进方式。作为跳跃发展战略的直接体现，邓小平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34]“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35]
第五，重点发展战略。邓小平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提出以重点带动全局的战略发展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邓小平总结了“文革”的经验教训，指出要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他果断提出将全党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把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并把是否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评判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二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经济建设是重点，经济发展本身也是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实行重工业倾斜发展战略，致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一些薄弱部门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时，明确提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36]考察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分别是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环节、薄弱环节、关键环节而列为发展重点的。
稳定发展、协调发展、渐进发展、跳跃发展、重点发展，邓小平为中国现代化推进过程所设计的这些发展战略，使中国现代化呈现出错综复杂、生动活泼的景象，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动态性和辩证性，也反映出邓小平驾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高超技巧。
5.内外关系创新：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关系。
对以社会主义为突出特征的中国现代化而言，现代化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中国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样，在内外关系方面，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与社会意识形态问题交织在一起，既加深了这一问题的敏感性与复杂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在内外关系上一些错误观念的产生。在中国现代化内外关系上的错误观念，一是封闭观念；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观念。这两种错误观念之间往往恶性互动：封闭观念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观念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而社会制度截然对立的观念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现代化的封闭状况。二者相互作用，成为中国现代化内外关系方面的巨大思想障碍。
邓小平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重要论断，彻底清除了在中国现代化内外关系上的错误观念。第一，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邓小平对当代世界基本特征的一个科学判断。开放的世界为中国正确处理现代化的内外关系提供了宏观的世界历史背景。第二，封闭导致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因与世隔绝而导致发展停滞的曲折经历出发，邓小平警告我们：“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7]第三，中国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现代化模式并非理想选择，而且中国如果盲目接受这种模式，就会丧失发展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38]第四，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在1980年8月的两次谈话中，邓小平都明确提出：“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39]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就是将资本主义区分为价值属性范畴和工具属性范畴，并分别对之以不同的态度。对于资本主义价值属性范畴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及资产阶级民主化、自由化等思潮，要坚决予以抑制。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某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明确提出，有三个方面不是资本主义的：一是科学技术，二是管理方法，三是相当一部分经营形式，如市场经济等。这些方面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工具属性范畴，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所用。邓小平在这四个方面的理论突破，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破除思想障碍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邓小平精心设计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体格局。第一，全方位性。邓小平指出，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40]第二，全面性。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某一方面的开放，而是包括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开放。第三，多样性。根据中国发展的需要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邓小平先后创建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各种开放区域形式。这些开放形式不仅借鉴世界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的经验，而且结合中国的国情，在开放的性质、类型、功能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创新，中国特色非常明显。第四，区域性。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要实行分区推进的开放战略，即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多层次的分区推进，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由外向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形成沿海、沿边、沿江和内陆省会城市相结合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邓小平强调，对外开放不是盲目效仿西方，而是要坚持我国的独立自主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特色。为此，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开放发展的经验教训和我国对外开放实践中出现的有关问题，邓小平规定了中国对外开放所必须遵循的两条重要原则：第一，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第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实践证明，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化内外关系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既有利于我国吸收世界发展成果，促进国内现代化建设，又有效防止了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确保我国的制度安全和经济安全。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大手笔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目标、动力、过程、内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不仅促进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巨大发展，而且形成一套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实现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在理论上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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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