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14]这段话可以看作邓小平对自己社会全面发展思想的总结。
第二，针对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和与市场经济的接轨，提出“共同富裕”的最终发展目标。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规定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共同富裕作为最终发展目标。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级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5]他将共同富裕看作“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6]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因其代表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选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推进现代化，正是中国现代化的特色之一。反映在发展目标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的是基于宏观调控所带来的共同富裕，而不同由其自发作用导致的两极分化。对此，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17]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
第三，立足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基础，提出分“三步走”的阶段发展目标。邓小平首次提出分阶段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是在1979年底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此后，经过深入考虑和反复研究，1987年4月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格拉时，邓小平最终确立了分“三步走”的战略发展思想，并全面阐述了三个阶段的各自发展目标。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18]分“三步走”的阶段发展目标充分考虑到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基础，既反映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也使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具备了切实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上述三重设计是有机统一的。他们不仅代表着中国现代化目标设计的不同角度，而且三者之间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富强、民主、文明”是中国现代化的横向同时性目标，“共同富裕”是中国现代化的终点价值性目标，而分“三步走”则是中国现代化的纵向历史性目标。三者合一，一个跨越时空的多维立体构架顿时显现出来，他既保证了中国现代化在目标设计上的严谨和缜密，也有利于避免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误。
3.动力创新：中国现代化的“双轮驱动”。
根据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创新；二是科技进步。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中国前现代化时期政治制度的落后和权威失落导致中国现代化的长期延误，因而在世界对比中处于落后地位，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这决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第一步就是要扫除旧有传统政治制度的障碍，确立具有现代化取向的、能保证现代化顺利实施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要想避免出现依附，并长期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以赶上并超越先进发达国家，最根本的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增强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因为只有这才是现代化发展的长久之计。
解决现代化内部动力的缺失，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任务。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之后，毛泽东试图通过以人们对某种高目标的崇拜来推动现代化，但实践证明，这种动力的作用是极其短暂的。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起源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的反思和扬弃。邓小平曾指出：“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19]“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0]从制度着手解决中国现代化动力缺失的问题，强调改革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作用，这是邓小平的一个创举。但邓小平在突出改革伟大历史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科学技术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推动作用。事实上，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本身的形成就与新科技革命紧密相关。而且，在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整个探索过程中，邓小平都一直强调科学技术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战略意义。他一再强调：“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21]“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2]
在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创新问题上，邓小平主要解决了改革和科学技术这两个动力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力，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对现代化的间接推动，是中国现代化的制度生长点。现代化本质上属于社会经济的范畴，改革动力的产生来自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他扫除了不适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新的制度释放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能量，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化高速发展的进程，并使中国社会呈现出现代化与制度化的同步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另一方面，科技是中国现代化的原动力，通过技术进步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技术生长点。构成现代化原动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必然具有再生长的功能，能使现代化获得源源不断的推动和持续久远的发展。显然，改革并不具备这一功能。而科学技术是构成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他的进步不仅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能引起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的深层变革，更适合充当中国现代化的原动力。对中国现代化而言，作为启动力的改革和作为原动力的科学技术正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两者缺一不可。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23]二者共同作用，既保证了现代化的快速、持续推进，也体现了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化动力设计上的匠心独运。
4.过程创新：中国现代化的多重战略。
第一，稳定发展战略。在中国现代化推进过程中，邓小平历来强调稳定的首要意义。他反复指出：“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24]在他看来，稳定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实施的保证。而且中国的稳定不仅关系到国内发展，而且还是一个国际问题。他说：“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25]邓小平所说的稳定，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社会政治稳定，也就是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二是政策稳定，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政策“不变也就是稳定”；[26]三是经济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27]
第二，协调发展战略。从我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始，邓小平就把中国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整体互动的推进过程，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处在一种协调发展的状态。他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8]“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29]从这样的认识出发，邓小平强调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处理以下几个关系：一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二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相互协调；三是经济政治的发展与科技教育发展相互协调；四是社会发展与人的观念变革相互协调。
第三，渐进发展战略。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从实施方式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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