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模式而言的。因而，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难题。
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形成于30年代的苏联。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摸索出一条在社会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即现代化的特殊的方法和道路，其主要特征是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以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来获得资金来源，试图通过现代化的高速推进来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在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的推行，使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加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现代工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演变和国内现代化阶段的推进和升级，仍然沿用原有体制和模式无疑是不适宜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的突出缺陷，是在指导思想上，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及其发展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预测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现实依据的。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不顾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述设计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将不具有根本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外在特征误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并将本国确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硬性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仿效苏联模式时，亦沿袭了其教条主义特征，没有认识到中国与苏联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在现代化的目标选择上，片面强调国民经济的突进增长和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导致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在现代化的管理体制上，高度集中的行政计划体制窒息了现代化发展的生机；在现代化的外在环境上，自我选择封闭的发展道路；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随意的发展进程阻碍了现代化的正常发展。总之，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的缺陷窒息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活力，严重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不首先解决这种模式对现代化进程的制约问题，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将无从谈起。
2.现代化的后发优势与内在生长力的培育。
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发达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化经验、先进的经济技术成果以及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思想文化，现代化的后来者可以通过适当途径吸收和借鉴这些现代化成果，可使自身少走弯路，实现赶超发展。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预料到：“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5]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6]
落后国家现代化具备潜在的后发优势已为当今的现代化学者们所普遍认可。总体而言，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会对落后国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和示范效应，压力转化为动力，有利于落后国家现代化的社会动力并促使其加快现代化步伐；第二，借鉴先进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采取优化的赶超战略，直接过渡到或较快进入较高的现代化阶段；第三，吸收外国经济技术成果，弥补落后国家现代化建设资金和技术不足的缺陷；第四，吸收外国发展经济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促进本国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相关规章制度的建设；第五，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的机会，发挥本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等优势，积极发展相关产业，以增加积累和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而言，后发优势可以而且应当利用。但是，现代化从本质上讲应是内生性的。这不是指现代化的最初启动诱因，而是就现代化的整个动力系统和推进机制而言的。后发优势构成现代化有利的外在条件，但他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现实成果。一个民族只有具备了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才会获得持续的良性发展。这种内在生长力是指国家和社会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源于自我本体的、与现代化相吻合的内部推动力量。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发育成熟，意味着在共同的现代化价值取向之下，整个社会的制度、资源、经济技术基础、内外环境、民众、民族传统以及现代知识的积累与传播等多重因素共同构成一个有机大系统，这个系统的正常运作使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发展的惯性和强劲动力，推动现代化进程不断冲破各种旧因素的制约和束缚，实现社会的长久、健康发展。
培育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与利用现代化的后发优势并不矛盾，如果处理得当，两者之间可以产生一种良性互动效应。就中国而言，后发优势是现代化的外在环境和现实条件，内在生长力的培育则是现代化的内部机制的调适过程和长远目标。中国现代化的最佳选择就在于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处理好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对外开放与避免依附。在开放的世界环境下推进现代化，稍有不慎，就会陷入依附性发展，即在政治经济上成为受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边缘国家”。
必须争取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促进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过积极提升现代化水平和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抢占有利的地位。第二，引进先进与自主创新。在引进先进的同时，应注重对这些先进成果的内化及在此基础上的自主创新，使外来先进成果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转化为适宜的经济技术存在方式，与中国现代化发展切实融为一体，并进而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起点和促进创新的内生动力。第三，高速发展与环境协调。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因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的“现代发展危机”等问题，已引起各国的警惕和现代化学者们的关注。对于饱受环境恶化之苦并已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发展战略的中国而言，这个问题尤其显得重要。第四，局部突进与整体转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该突进的必须突进，不该突进的绝对不能冒进；某些方面一定的滞后是不可避免的，但社会整体转化的过分滞后则是不能允许的。第五，赶超愿望与克服急躁。在现代化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一方面应利用后发优势，以适当高速度赶超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克服急躁心理，在现代化的目标选择与推进战略上，立足国情，实现稳定，渐进发展。
3.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统一。
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世界性的发展潮流，现代化具有一些共同性的标准和普遍性的规律，为世界各国所一致认可和遵循。正因为如此，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经济、社会等方面都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在这方面，任何以国情为借口对现代化的共性的否定，都只能解释为是民族狭隘心理的反映。中国现代化就是要遵循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规律，在对传统社会的改造与扬弃中，逐步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另一方面，作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动态的、渐进的转化过程，现代化的推进和与国际的接轨不可能脱离开具体国家的特定社会基础。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在遵循现代化共同规律的同时，必须立足于中国的传统社会基础，着力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实现现代化的共同标准与普遍规律同中国特定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化之间的统一。
中国现代化在同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特殊问题主要有：第一，发展与稳定。这是为了正视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现代化这一事实。相比较而言，大国的现代化，其变量因素更多，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任何一个环节出了故障，都有可能对其他环节产生联动和广泛的影响。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要维持中国这个超大型社会的统一和完整都是不可能的，更谈不上长期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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