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发展。第二，循序与浓缩。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像早发现代化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地发展，而必须采取一种浓缩的形式，将长期的现代化过程压缩在一个短时期内予以完成。必须通过科学的规划和有效的管理，确保中国浓缩现代化的顺利推进。第三，再造与传承。根据中国现代化发展及其与国际接轨的需要，进行现代化的文化再造是必然的。但是，文化再造不等于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应该看到，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阻碍是就其社会基础和政治功能而言的，而作为民族发展的思想遗产，传统文化中亦包含有许多可传世的内容，其中包括提倡积极入世的实践理性、催人奋进的自强思想、重民轻官的民本思想、尊重知识的倡学重教思想等完全可与现代社会相融合，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这就需要在发展进程中把握好再造与传承之间的度。
三、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独创性是什么
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是在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特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顺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其中所蕴含着的别具一格的创造性思维，正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1.道路创新：中国现代化与其社会主义主体性统一。
迄今为止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过两种类型的主体性选择，即社会主义主体性与资本主义主体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随后几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最终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性选择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中国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构成中国现代化主体性的规定性。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进一步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好，即没有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难题。此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历经曲折，愈来愈脱离了现代化的本来函义。尽管社会主义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旗帜，但现代化却日益消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视野之外，以至在“文革”时期，现代化竟成了所谓“社会主义者”们排斥和攻击的对象，诸如“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极端荒谬的口号居然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这表明，反映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性的社会主义主体性，与中国现代化还没有真正融为一体。
邓小平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思考。早在1980年，他就提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7]他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开始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8]随着新道路的开辟，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同时我们“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9]而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0]以这样的崭新思路，邓小平提出了既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也不同于中国以往模式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在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发展客观实际后提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1]明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不应当以建立马克思恩格斯笔下所描述的无私有、无商品、无交换、无市场、无剥削的社会为目标，而必须以最大限度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基于此，邓小平一再强调，现代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12]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一切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体制和弊端都应彻底革除，并建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体制和机制；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一切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外国经济技术成果和经营方式、管理方式都应积极吸收，为我所用。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启动并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逐步建立，中国现代化水平得以日益提高。
邓小平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实质上是从生产力的角度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过程。正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区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曲折也正在于对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及其客观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由于生产力发展落后，中国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服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选择；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得出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判断，如此等等。另一方面，从生产力的角度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成为在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和当前最大的政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他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这样，以生产力为纽带，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终于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中国社会主义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正确发展道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主体性也第一次得以真正的张扬。
2.目标创新：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立体构架。
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多维性。就中国现代化而言，既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又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既要在短期内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任务，又要避免落入“现代化的陷阱”；既要同世界流行的现代化目标接轨，又要考虑中国的社会基础和现实可行性。而且，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动态过程相适应，中国的发展不仅应有总体目标、最终目标的设计，同时也应有阶段目标或局部目标的设计，以使总体目标和最终目标能得到具体落实，并具有可操作性。因而，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设计，必须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同时，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邓小平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针对中国现代化的不同规定性，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现代化目标进行多维、立体构架，从而使中国现代化目标避免了片面化和单向性，而呈现出整体性和系统性。
第一，遵循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规律和新发展观，提出“富强、民主、文明”的总体发展目标。随着人类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日益把握，传统发展观逐步被一种新的发展观所取代。这种新发展观不是以单纯经济发展而是以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与协调，强调社会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强调社会各因素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共进，并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生存为最高追求。适应这一潮流，邓小平摈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提出了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目标。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3]这段话既是邓小平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主要任务的基本概括，也是对我国现代化全面发展目标的完整论述。以此为指导，党的基本路线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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