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注：詹特芳：《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普通百姓也是如此，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全国有40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17万人。上海抢米风潮一天曾涉及27处。 （注：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91-92页。）许多商店的店主、 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注：杰克·贝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506页。 ）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注：周一志：《上海金圆券之一幕》，《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万元只能和1948年9月的1元买等量的商品。上海大米每石卖金圆券4.4亿元， 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买1粒就要130多元。 （注：杨荫薄：《民国财政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85年，第216页。《中国近代金融史》， 中国金融版社1985年，第300页。）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 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快得多。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连部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 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注：《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1-645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28册，第9852-2页。）鉴于"恢复金圆券之信用殆不可能，改革币制似已无可避免，"（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28册，第9852-2页。）广州国民政府重演故伎，于7月3日停发金圆券，改行银元券（注：一种更短命的纸币， 1949年11月30日停发。），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蒋介石在1948年10月曾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注：《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3页。）事实证明， 世界大战爆发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新货币--金圆券的发行，除了搜刮民财（注：杰克·贝登：《中国震撼世界》第505 页："一位评论员说：政府一只手拿出一片纸，另一只手好象变戏法一样把人民的财富搜刮一空。"），增加了民愤，导致了更大的经济混乱之外，丝毫没有达到稳定币制、挽救国统区危机的预期目的。台湾著名学者沈云龙甚至认为："金圆券是大陆沉沦主因。"（注：吴相湘：《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发行》，《传记文学》第36 卷2期。）这种看法似有夸大金圆券影响之嫌。试问，如果不进行币改，继续发行法币，又将如何？究其实质，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盘失败。一个千疮百孔、病人膏盲的驱体，非一剂良药就能治愈得了的。相反，中共已是得道多助，众望所归，尤其是在其实力已大大超过国民党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不管是否取消法币，不管发行不发行金圆券，其最终失败都是注定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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